2025年11月22日，“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从实求知”，以深入的田野实践与敏锐的文化自觉，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开辟了坚实道路。本次研讨会不仅是对先生学术遗产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其“美美与共”学术理想的接续与发扬。与会者围绕田野方法、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展开热烈对话，凝聚起学科发展的新共识。为赓续学术薪火、传播思想精华、系统呈现会议内容，本公众号将陆续发布大会致辞、主旨演讲及分论坛纪要，敬请读者持续关注。
2025年11月22日下午，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志在富民”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六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十位杰出社会学者进行精彩的学术报告,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海学刊》编辑丁惠平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向静林主持上、下半场。
分论坛现场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以重读《江村经济》《小城镇大问题》的体会切入，指出费孝通的学术关切远远超出学科内部，更注重回答中国现代化转型“如何走路”的根本问题。与学界惯常从“方法突破”“经济社会学开端”“社会变迁研究”“学科本土化”等角度评价《江村经济》不同，他认为这些概括仍未真正触及费老关于发展路径的核心洞见。叶教授强调费老预示了一条以“生计”为中心的多元发展道路：以农户为单位，从“我们拥有什么”出发，追求多元生计与底层主体的自下而上探索，从而为“农民、农地、农村、农业”与“国家何去何从”的思考提供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在他看来，费老以“生计友好”的立场重估传统与乡村工业，将社会变迁动力理解为生计多元化而非阶级斗争，这对当下数智时代“没有农民的农业、没有工人的工厂”等趋势构成有力提醒，也重申了“志在富民、心装千万人”的学术初心。
叶敬忠发言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安全与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黑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王爱丽以长期田野调查经验为基础，聚焦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者在算法监管下的生存处境。她指出，随着平台经济迅速扩张并成为重要的就业渠道，算法作为新型管理权力，正深刻重塑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尽管平台以透明的收入规则、评分体系与惩罚机制呈现出可视化的管理结构，但其内部逻辑却高度封闭，形成一种“透明的铁笼”——劳动者看得见规则，却难以理解、改变或对抗算法运行机制。在理论层面，她结合马克斯·韦伯的“铁笼”理论、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理论与詹姆斯·C·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构建了一个“技术-认知-实践”的分析框架，用以探究算法监管如何重塑零工劳动者的权利认知并影响其维权实践。指出算法通过数据收集、评估与反馈实现对劳动者的自动化、精细化控制，使劳动者陷入无处不在的制度性凝视之中。研究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发现算法监管不仅造成劳动者权利认知的分化，也促使其发展出不同应对策略，如权利保护、技术依赖、被动顺从与矛盾游移。同时，劳动者并非完全被动，他们通过摸索算法规律、共享信息与微弱协商等方式争取有限自主空间。王教授强调，在“志在富民”目标下，当数据资本逻辑与劳动权益发生碰撞，如何保障新就业群体的权利，已成为亟须回应的现实议题。
王爱丽发言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熊春文从费孝通晚年关于农业与农村问题的论述出发，提出理解费老思想不能停留于“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抽象叙述，而应回到其扎根现实的具体关怀。他指出，“志在富民”是直接指向生计、饥饿与产业发展的实践议题，体现在乡镇企业、小农生产、多元产业等具体研究之中。基于对费老1990年代相关文集的阅读，他提出“遂生乐业”是对“志在富民”的深化，而非转向。“遂生”仍以生计为基础，强调顺畅、体面的生存；“乐业”则指向多元产业与更高层次的生活需求，意味着在解决温饱之后仍需关注农民的精神与文化追求。熊教授特别强调，费老始终重视家庭与群众力量，强调将现代技术、市场与农民主体真正连接起来，如庭院经济、公司+农户、传统与科技结合等具体路径。同时，他提到费老自我反思“仍属于士大夫阶层”，认为真正的关键在于走入农民、理解农民。“遂生乐业”因此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落点，使“志在富民”从生计关怀走向现实深化。
熊春文发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以“志在富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为题，系统回顾了费孝通自江村调查以来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与实践取向。他指出，自1930年代起，费老即以《江村经济》等著作为起点，将社会研究紧紧系于“学以致用”，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主张真正的学问应成为“有用的知识”，服务国家发展与普通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基本需要——正如其强调“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每个中国人的基本需要”。在这一立场下，费老早年即提出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经济，进而影响了此后乡镇企业、区域发展、东西部对口支援等政策实践。改革开放后，费老在社会学重建关键时期提出“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强调社会问题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客观存在，必须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为政策提供依据。进入全球化新阶段，他又提出“文化自觉”“人看我看人”，主张在比较视野中认识中国与世界，反思多重“我”的结构，从残缺与不足中看到人性的光辉。熊跃根强调，费老“志在富民”的理想始终与国家战略和社会建设紧密相连，对理解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与政策实践发展具有持续启发意义。
熊跃根发言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李国武以“中国民众慈善捐赠的行动伦理基础”为主题，指出当前官方统计的我国社会捐赠水平整体偏低，无论是社会捐赠总额占GDP比例，还是个人捐赠占比，均显著低于西方国家，民众社会捐赠参与率低，呈现出“大多数人不捐”的局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对个人大病求助筹款比互联网公开募捐表现得更为慷慨，而且中国家庭给予亲戚、朋友同事的经济帮助额度远远高于社会捐赠。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民众对他人的经济帮助或者说捐赠的这种特征呢？为此，他区分了“公益性捐赠”与“私益性捐赠”，前者是指捐赠人通过社会组织对不特定受益人的捐赠，官方统计的数据就是这种公益性捐赠；而后者是指捐赠人向有私人关系的特定受益人提供的经济救助，这种私益性捐赠并未被官方统计为社会捐赠，但在民众的认知中这也属于捐助或捐赠。官方统计的社会捐赠额低估了中国社会更广泛的互助共济实践。
他认为，从行动伦理的角度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民众在捐赠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上述特征。中国人慈善行为背后的意义和精神世界混杂着源自文化传统延续下来的差序性行动伦理和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公共性行动伦理。受差序性行动伦理的影响，当代中国民众仍重亲友救助甚于公益捐赠。同时，在国家推动和社会组织倡导下，一些中国民众也参与到超越私人关系的公益捐赠之中。
李教授认为，当官方倡导现代公共伦理、推动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时，差序性伦理并没有被随之取代，而是与公共性伦理并存、交织，共同塑造着当前慈善实践的现实结构，比如，慈善组织主动向有私人关系的捐赠人劝募，慈善组织采取捐赠人与受益人结对救助的方式等。因此，理解当代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行为，必须立足中国社会文化的特质和民众的行动伦理。
李国武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