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陶增棨所作论文《杂谷脑的喇嘛寺院》，采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边疆民族嘉戎社区的文化。本次节选绪言、第一章《史地背景》、第五章《寺院与家族》、第六章《寺院与社会》、第七章《结论》以飨读者。其中，第一章首先叙述社会的史地背景；第五六章说明宗教制度的展开、与家族、社会关系的总结；最后一章为结论，将该社区的文化，作一个整体的呈现，作者并有新建议，以供实用人类学之用。
杂谷脑的喇嘛寺院
陶增棨
一九四五年的暑假，作者应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与成都学生救济委员合办的暑期服务工作之征，去四川理番县的杂谷脑调查喇嘛庙。於七月十五日离蓉，八月二十九日归来，除旅途所耗时日以外，在杂谷脑工作时间共一个月。此次作者系一人初上边疆，经验与理论方面，均感不足，幸遇燕大边政考察团经过杂谷脑。林师耀华从中指导，得有今日之成绩，而能够作成此论文。
杂谷脑喇嘛庙远景。图源：《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十三）》。
杂谷脑是嘉戎文化与汉族文化直接接触的地方，人类学上所谓的边缘地带（marginal area）。一抵杂谷脑，作者就感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区域，街上来往的戎民、喇嘛，其行色与语言，皆给人一种新的刺激，说是有蛮味儿。这里的民族、文化混杂，材料丰富，诚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好场合。
（图一）嘉戎女子（平民）
（图二）嘉戎男子（平民）
（图三）张喇嘛（格喜）
杂谷脑女孩、男人、小孩。图源：《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十三）》。
当然，要研究社区，必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与方法，试申述之。
社会现象本为多方面因子所形成的，但其中以文化因子最为主要，除掉文化以外，人类的社会现象几与禽兽无异。虽然地理环境与种族等也是直接影响社会现象的，但亦为组成文化的因子，而文化形成后，本身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子，影响将来文化的形成，文化的因子愈强烈，形成的社会现象便愈灿烂。如此相乘进展，日见宏大，其它的因子便相形见绌而愈隐晦了，经年累月后，形成的社会现象，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环境最为主要。
什么是文化呢？简单地说来，便是以人力控制自然。作者认为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的解释相当确当，他说：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它一定都在活动着，发挥作用，而且是有效的。这样的看法，便是所谓的“文化的功能观点”。
什么是功能观点呢？所谓功能观点便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就在这整个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楚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从这一方面与其它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每一种社会活动，不论是风俗、制度或信仰，都有它的独特的功能，非先发现它的功能不能了解它的意义。任何活动的功能，便是它在社区视为统一体下的全部社会生活上所占的地位。
可是社区的文化不都由本地独立发明的，大半的文化都是接受外来的。文化因传播而发达，于是历史上的文化传播，也是十分重要的了。这并不与功能观点相违背。因为一社区能够接受另一社区的文化，正是因为这种新来的文化，能够在该社区内发生作用。换句学术上的话来说，就是这新来的文化，能够在旧有文化系统内，找到它适当的位置与职司，来一同作用。所以它才被接受、保留、发扬，甚至再传播开去。
总之，一社区的文化可由两方面来看，横的方面是现存制度因功能而存在活动。纵的方面是这些制度的源流（文化的传播）与它们使用的改变，这两方面息息相关，交互作用，形成一社区文化的整体。
根据以上两个观点去看一社区的文化，没有不迎刃而解的。但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企图呈现既存之社会关系的图案，且尤在试着预测处于若此若彼之个人群集之行将变异。但第一步的呈现工作即属不易。晚近人类学家，鉴于社会环境不能从事一般自然科学的直接实验法，于是便利用了间接实验的方法——即比较法。对各地现存的社区作系统而精审的观察，以社区为单位范围，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如此将“社区”、“文化”、“制度”及“功能”的概念与其它若干重要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即是比较社会学上的“概念格局”（conceptural scheme），它是一切社会科学思辨工作上，必不可少的工具。
有了上面的观点与方法，作者更将一九四五年暑假在杂谷脑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此文，以期发现边区社会的一点真象，以供社区比较之用，兹分析如下：
一、以杂谷脑社区为研究单位
二、杂谷脑社区的中心是文化
三、文化的单位是制度，择其喇嘛宗教制度为作手点
四、制度的运用为功能，从宗教制度的作用观察起，再看它与其他制度的关系，层层推进，以获文化的整体。
本文即以上述观点与方法，首先述该社区的史地背景，然后择喇嘛寺院详加观察，叙述其生活的各方面，看其与家族、社会的关系。简言之，即看宗教制度在整个社区中活动的地位，而将社区的整个有一个活动的呈现。
杂谷脑喇嘛庙主持房间的窗户。图源：《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十三）》。
理番为四川省的首县之一，位于四川西北部，东以岷江及群山与松潘为界，南以雪龙袍雪山与汶川为界，西以大金川与西康为界，北部直到草地，疆界不清。其地形大体上是一个起伏不平的高原，从西北倾斜到东南，其间只交通线上和商业中心为汉人居住，人口约一万，余皆为部落民族所居，人口约七万。
部落民族计有羌、嘉戎、番和黑水等，皆是藏族的支系，文化也都在藏汉文化不同的阶段上。若以各民族居住的地势高低来看，可以看出其移民的状况来。据考古学的考据，羌以往占地甚广，在汉朝时，北面已扩展到今日之甘肃省境内，到了明朝时，羌人作乱，藏人奉命征伐，败之，羌仍逃匿在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山中，为其避难区（Refugee area）。近今羌之文化已大半消失，受汉藏之同化极深，羌以北变便是嘉戎民族的居留地。
桃坪羌寨的塔。图源：《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十三）》。
嘉戎本是征服羌人而留居于此的藏族，其地域，西界为鹧鸪山，东界孟董沟与蒲溪沟，因地势多在五千尺与九千尺之间，气候、湿度与土壤皆能适农作物的生长。又因地多河谷，不宜畜牧，仍改业农，产生了新的文化与语言。
番是留居在草地的藏族，草地拔海一万尺，不能农作，故仍营畜牧生涯，语言文化与康藏接近。
黑水民族为番、嘉戎与羌的混合，其中羌占多数，居住于黑水流域，其地上游乃一具波浪形起伏之草地，中游下游为谷地，故农牧兼营，语言文化均多混杂。
马长寿曾将嘉戎列在康系民族内，隶属于藏缅族系，他根据人类学与语言学的观点来分嘉戎如下：
嘉戎，指古代藏族之居近汉山谷间者，按其部落可分为四种：
（一）四屯戎：在理番杂谷河流域，即杂谷屯、甘堡屯、上孟董屯、下孟董屯。
（二）寺屯戎：在后川涂禹山草坡等地。
（三）四戎：在马塘与党坝间，一曰梭磨，二曰卓克基，三曰松冈，四曰党坝。
（四）大小金川戎：在大小金川流域，有绰斯甲、巴底、沃日、木坪、促浸
儹拉诸司，后二者于逊清乾隆年间叛乱，改土归流。
从上面看来，可以知道嘉戎为藏族的一支，分康、番，皆为表亲关系，当然文化上也会有很多传习的地方。即连“嘉戎”（gya roŋ）一词，亦为藏语，意谓近汉人地域的农业民族。
上述即为嘉戎民族源流的大概，但作者已于绪论中提出，本文专以杂谷屯的嘉戎人为范围，以杂谷脑为示范，以宗教制度为中心，看它与其它社会制度的关系，层层推进，以窥其社会生活的全貌。
现在单论杂谷屯的历史，根据《方舆纪要》与《隋开皇九年通道记碑》，杂谷与汉人的接触，至少在蜀汉的时代。明永乐初年，杂谷酋首阿漂，因为捍羌有功被封为杂谷安抚同知，直到清乾隆十七年，土司苍旺与梭磨卓克基构衅，四川提督岳钟琪发兵剿除，改土归流，因地设置五屯，以有功的头人为屯守备：计杂谷屯、甘堡屯、上孟董屯、下孟董屯、九子屯。前四屯的人民为嘉戎，后一屯的人民为羌民。
《读史方舆纪要》书影。图源：识典古籍。
按今杂谷屯守备已改汉姓为高氏包氏，包氏无后，仅有一女，嫁配高原，后高原在理番为仇人所杀，包氏复带其遗女包惠卿归母家。民国二十一年时，包氏赘九子屯守备杨继盛之弟继祖为夫，祧高包二氏之业，驻丹扎木沟。甘堡屯仅留守备桑子候，驻甘堡。上孟屯今守备苍鸿恩，驻日卜寨，增设守备王运昌，驻老鸦寨。下孟董屯守备沙润原，驻子达寨，增设守备杨庆云，驻甲米寨。九子屯守备已故，其三弟代之，驻二瓦寨，并增设守备王贵顺，驻水塘寨。民二十年左右，杂谷屯守备杨继祖，尊国府命令，该守备为主任。民二十五年，各守备在逃，事后归来，政府为进一步统治计，仍废守备制，实施保甲制，各守备复被选为乡长，但其权势，一如守备也。
五屯之中，以杂谷屯声势最大，为宗教、商业、政治之中心，人口也最稠密，据一九四一年九月理番县政府的统计资料得下表，可看其大概。
理番县五屯人民户口表。
杂谷屯以杂谷脑一地的人口最稠密，民国二十三年即有一百五十户以上，人口约七百余人。现因为四川西北边区贸易的商业中心，故人口更形增加，已有千人左右，七八月中，每日过程者，常会到五六十人，可谓盛况。
杂谷脑是在理番县的西北角，位置在一个大台地上，海拔六千五百公尺，正在杂谷河的中游，为杂谷流域最富庶的区域，气候与湿度均宜农作青稞、玉米、荞麦等，为一年两获区，山坡上植物茂盛，山寨林立，梯田满目。其形势亦很重要，为边疆与内地的门户。沿河下江，可经理番、通化而达威州，杂谷河即在此地注入岷江。沿河上行，经来苏沟而达马塘，或由来苏沟经芦杆桥西行而达懋功靖化，即大小金川流域。故所为商旅必经之地，历史上的官寨，亦常设于此。今喇嘛庙、杨乡长之私寓、区署均设于此，且理番县政府亦有迁往之议。
杂谷脑村寨。图源：《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十三）》。
杂谷脑的市区，横跨杂谷河，河北为兴隆场，是为经商之地，河南为营盘街，本为官寨，今已衰落，河中有木桥相通，名叫栖凤桥。
前章已经述及，喇嘛一生的经济，均赖家中供给。现在来看喇嘛对家庭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嘉戎人的家庭生活，几乎无不受宗教的沾染与支配。
大凡婴孩初生，即由喇嘛念经祝福，富有的人家，娇养小孩，每二年请喇嘛念经一次，满九岁止。家人有病，亦由喇嘛来念经消灾，或到庙中去上功德，以祈神佑。凡人长至十余岁时，即行念开路经，以为否则死时尸体僵硬，装不进棺材。人死后亦请喇嘛于初一、十五来念经，算是超度亡魂。
更进一步的，大凡婴孩初生，即由喇嘛来卜卦取名，稍长再由喇嘛卜卦决定小孩一生的命运。其结果有下例数种情形：
一家三男，卜卦可定一男娶妻承继家业，一男上门他家入赘，一男去做喇嘛。
一家三女，二女出嫁，一女招婿入赘，承继家业。
一家二男，一男娶妻承继家业，一男去做喇嘛或上门入赘。
一家二女，一女出嫁，一女招婿上门。
一家二男一女，一男娶妻承继家业，另一男则上门或作喇嘛，女则出嫁。如二男皆卜定为喇嘛或上门他家，则该女招婿上门承继家业。
一家一男一女，普通由子传代，女出嫁，亦有被卜为男上门或作喇嘛而女招婿上门的。
一家无后或一子需作喇嘛，则可领近亲中的小孩以为养子传后，小孩辈分无关。
总之，一家只留一人传后并承继家业，如兄弟同娶，亦须分居，各立门户，兄弟姊妹的命运，早在幼年被决定，这完全是由喇嘛卜定的。由此可见嘉戎人的婚嫁，亦与喇嘛有决定性的关系。
普通一般嘉戎人的婚姻，多为近亲婚配，除近亲血亲禁婚以外，其他同阶级的皆可婚配，限制极少，多为一夫一妻制，很少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平行从表（parallel consin）、交错从表（cross consin）与不同辈分的男女，皆有婚配的可能。故堂姊妹兄弟、姑表姨表、姑与侄、姨与侄、叔与侄女皆可结为夫妇。婚姻中且有转房制度（levirate marriage），夫死后嫂从弟，婶母亦可由侄儿来继承，叔亦可娶寡侄媳妇。年龄级亦不注意，常有少夫长妻的结合，此多为转房制度或娶妻以助操作的经济原因，长夫少妻者也有实例，妻死行姒娣制的也不少。
男子婚娶与女子婚赘的制度并存，招赘上门的男子从女方居住，承继女方名号与家业，按嘉戎本无姓氏，旧制定屋名以资识别，男子上门即从女方的屋名传后。因此嘉戎的世系也是双系的，父系与母系并存，男子婚娶者从父系传后，男子入赘上门者从母系传后，因此嘉戎的氏系也是双系的，父系与母系并存，男子婚娶者从父系传后，男子入赘者从母系传后。其亲属称谓制中表现得很显明，嘉戎人的翁与岳父同称“yu mu”。姑与岳母同称“yu wei”。因为上门的男子见岳父一如出嫁女子见翁。姑与岳母亦然，故同称。又舅父与舅表兄弟皆称“nga ku”。这是舅权（avunculate）的表示，也是尊重母系的现象。嘉戎人婚姻不重辈分，亦可由称谓制中窥见，如舅与舅表兄弟皆称nga ku。姑表兄弟与外甥、外甥女皆称nga mo za。又因为男女皆可继承，取得相同的社会地位，故其两性间的称呼亦多相同，如兄妹皆称nga ya，姑表兄弟姨妹、外甥及外甥女皆称ngo mo za，侄与侄女称nga m ti，孙及孙女、外孙及外孙女皆称nga m ki。
嘉戎人的婚姻首以门当户对为条件，媒人撮合后由喇嘛卜卦定日子结婚，婚礼举行多在农历十冬腊三月间，因其正为农闲之期。日期既定，仍在半月内通知各亲友，分送酒与点心。婚前两日又请喇嘛来念经，是消灾解冲之意，并请各寨亲友饮酒跳锅庄，以示庆祝。新妇婚后第二日，即返回母家，俟明年夫家来接时再去。
迎娶日清晨，喇嘛即开始念经，有蟒筒及啥喇子伴奏。新人跪在经桌前，新郎在左，新娘在右，喇嘛念经斟酒，交新郎送与新娘饮，其时新娘多不好意思，则由新郎代饮。然后喇嘛将“哈达”替新人挂上，至此婚礼完成。新郎挂红戴花，放鞭炮庆祝，饮酒跳锅庄。
入赘的仪式，大概与婚娶的相仿，只是以女家为主，有时一男又可以入赘数家，一女子也可招赘数男，不过这种情形很不普遍。
嘉戎人注重阶级婚与种族婚，但杂谷脑一地已有不少例外，戎汉通婚的很不少。嘉戎人嫁给汉人的多半汉化，汉人上门的多半嘉戎化，汉人女子很少有嫁给嘉戎男子的。嘉戎人多歧视汉人，上门有立字据一说。
关于丧葬亦由喇嘛卜卦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嘉戎葬仪普通分三种：一、火葬，棺材两头打开，塞以木炭，浇上清油或猪油，在喇嘛念经后焚于田园中，尸灰及骨头由死者之母舅或其他近亲用铜瓶或木匣盛起，再埋于土中。近年来因柴碳太贵，已不多见。二、水葬，即将棺材弃于河中，任其漂去，此法只施行于婴孩。三、土葬，多同汉人方法，亦有采用“立林”者，但多限于喇嘛。
疾病亦多延喇嘛医治，喇嘛多能行巫术、念经消灾，或以灵丹符水治病，即请医生看病与吃药，亦先请喇嘛卜卦。
戎民有犹疑不决之事，小如购买什物，亦可请喇嘛卜卦指示，证明事无大小，都相信喇嘛。嘉戎人的住屋，亦多宗教化，每寨必有一寨庙，俗称哑巴庙。每家亦设有经堂，供佛像、佛经，为喇嘛念经住宿而设。喇嘛是神圣的人物，不与常人共饮食，出入家门，人民多行跪礼，入宝座亦坐于锅装上首。
总之，喇嘛的影响，深入家庭生活的各方面。
前面已经提到嘉戎婚姻的限制极少，唯以阶级婚的限制十分严格。嘉戎民族本有着严密的阶级制度，其形成想为征服者权势的具体化，并以阶级姻婚来保持其独特的地位，即阶级系统，日久乃深印于人民的思想中，形成强有力的阶级制度。高者自倨，低者自卑，使其组织完备，各俱功能。四土中阶级划分得很明显。五屯中改土归流以还，土司的阶级制度变为守备的阶级制度。民国二十五年后，保甲制推行到五屯，屯守备又皆摇身一变而为乡长矣。当然这种只是去其形式，阶级制度的内容未尝稍变也，平民见乡长（即前守备）与其家族，乃行单腿跪拜的礼节。
喇嘛与此种阶级制度，亦颇有关系。喇嘛本身即为一特殊阶级，披着神圣的外衣，为民众所信奉。但另一方面看来，喇嘛家族的阶级地位，仍影响喇嘛的地位。大凡“格喜”多为贵族出身 。因为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在西藏是很难考上格喜的。而“堪布”则必须具有格喜的资格，而所有的喇嘛僧官候选人，多为沟内贵族的出身。二喇嘛多为千总把总之后，大喇嘛亦多为守备家的亲戚。尤以实际权利在握时，竞选之猛烈，统治阶级更不轻易放过，出身于平民阶级的喇嘛，拙于经济，永远考不上“格喜”，当不了“堪布”，即选中僧官，亦为诵念看殿司仪之流。反过来看，统治阶级的喇嘛，还俗后仍为统治阶级，平民出身的喇嘛 ，还俗后仍为平民，而贵族阶级，亦因出喇嘛格喜而为平民尊敬也。这种家族与喇嘛间地位上相互的提携，加深了对平民统治的力量。
宝殿寺本为私寺制度，寺院和喇嘛的经济是分开的，即喇嘛们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是寺院内的喇嘛，也是家庭内的一份子。寺院是他们修行与寄宿的地方，此外他们还要兼理家务，与社会发生关系。只是因为喇嘛又是一种阶级，披有神圣的外衣，常为人尊敬，所以家庭中的社会地位，也因之提高，而能有许多便宜行事的地方，如当选了二喇嘛，更可以利用寺中的产业来肥己。这种势利的引诱，难免不存在嘉戎人的下意识里面，怂恿子弟去学喇嘛。
普通戎民中要送一个男子去学喇嘛，在经济上是一笔很重的负担，因为喇嘛根本不从事直接的生产工作，一生的生计，均赖家中供给，小孩入寺学喇嘛之初，要拜师父，见面礼是一笔费用，以后每年需送师父粮食三斗，猪膘、酥油、盐巴各少许，一如呈缴学费。此外该徒弟，日常义务地为师服役，如此七八年后，大概十六七岁左右，普通已识藏文，就要决定终身做喇嘛了。如是决定不做喇嘛，即可返家为俗人。如果决定终身做喇嘛了，则需入藏深造，考得喇嘛资格回来。
到前藏入三大寺受戒，出发前家中又需供给一笔旅费，较充裕的约须四五十两现银，此外衣饰亦需二三十两现银。近来因为路上土匪特多，皆不敢多带。
在西藏如欲考格喜，亦必须有充足的经济后盾不可，因为需要举行布施，方能考得，这笔布施费当然又是家中设法。
考取格喜回来以后，家中又需要为他举行一次庆祝大会，制一套新法衣，并在寺中安置住所，宝殿寺的地皮虽是寺院的，然而房屋大多属于喇嘛私有。喇嘛入寺必需租赁或购置自己的住所，有了住处还得供给他日常的生活费用。普通每年供给粮食一石，猪膘一只，以及其它日用品，其中贫富家庭的供给，差异也很大。
喇嘛除了靠家中供给以外，从寺院方面也可以得到一点津贴。以前一年发给二次，第一次是在正月十七日跳神以后，第二次是在十月举行燃灯会以后，每次可得粮食一斗及酥油少许，此是寺中经营盈余所分。近因寺中经济衰弱，故此制已无形取消，只剩下戎民来庙中上功德时，所缴纳的布施费。除寺中扣除一部分外，均算为经功钱，按等级分配。此种收入为数甚少，亦不固定，只能补助零用而已。
除了上述两种经济来源以外，喇嘛们皆经营经济事业，稍有资金的从事经商、放款、作经济人等。贫穷的则外出为戎民念经、医病、卜卦等，戎民普通酬以猪膘一小块，茶叶少许，或糕饼数份。
喇嘛做生意的资金多为家中供给，或系继承而来，亦可交给家中经营，宝殿寺的喇嘛，普通经营粮食、药材，但富有的则为贩买鸦片，他们利用阶级地位，与戎民来往，利用知识与汉商勾搭，买卖烟土，以增高他们生活上的享受。关于放款一事，今已少见，因所有资金皆被鸦片吸引。放款利息三分至六分，实不能与鸦片利息十二倍至二十倍相比也。其它亦然。
寺院中的经济事业，皆由“呢叭”来经理。寺中经济事业有二项：
第一项为不动产的收入。宝殿寺有甲地六十多亩，分租给附近的戎民，每年共收十八石杂粮。其次为房屋，兴隆场左一排，房租不祥，由“根泽”负责。
第二项为经济事业。以前寺中拥有大量的资金，故可操纵市场，囤积、收放。亦经营戎民存款，但寺院被烧，重修大殿时资金为之用资，故现在寺中已失固有之经济力量。
其它零星收入，如布施等，为数太少，而现在寺内的收入，只可以维持支出，八月间之唱藏戏皆感资拙，有取消之议。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川西调查记》三十二年三月版。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另一方面，杂谷脑的商业却还是很兴旺的。汉商的经济势力已取得过去喇嘛寺的地位，资金雄厚，喇嘛们交易，亦多与汉商合作。
杂谷脑的边区贸易，素为四川西北的中心，贸易所及的范围在五百公里以上，黑水区、五屯、四土、大小金流域的戎民，皆集中此地贸易。主要的原因是杂谷脑的地势重要，为嘉戎区到内地的第一门户，且有历史上的沿习。其贸易可按输入与输出来论。
输入可以分成：茶叶、布匹、粮食、与杂项四大类。输出为药材、皮毛、木材等，其中木材为四川军政要人所独占，他人不得问津。皮毛输出之总值可抵布匹输入之总值。因此综合来看，输入远较输出者为多。汉商又善于经营，嘉戎人的商业经济应该完全是一个出超的现象。可是就杂谷脑的输入物品的总量看来，是乎远非嘉戎人的购买力所能接受，考其究里，则发现嘉戎人有一项秘密输出的商品，平衡了进出口的经济，左右了整个的市场交易，吸引汉商的大批来临，兴旺了杂谷脑的商业情况。这件商品便是鸦片。
嘉戎人并无吸鸦片的嗜好，其种植可谓完全由于汉人的需要所引发。自四川禁烟后，鸦片种植的地区，大受限制，烟苗仍向禁烟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移动，嘉戎区正为合适，其地偏僻，政令难行，土地干燥，宜于植烟。再以鸦片来源缩减后，烟价提高，土司亦乐于提倡，戎民亦乐于耕种，以增收入。是以过杂谷脑，抵卓克基、新街子、大小金川一带，遍植鸦片，代替了农作物的耕种，供应四川全省。每年六月到八月间，鸦片收割。川西各县亡命好利之徒，均结伴前往，叫做赶烟会。没有本钱收买的，可以用劳力去帮助收割，事后以鸦片数两作酬。但大宗的鸦片则由大队烟帮武装走私。灌理道上，不难遇见，据闻此辈烟帮，皆与川省军政要人有密切的关系，故所包庇走私，难以取谛。赶烟会之举，杂谷脑为必经之地，据一般居民告作者，六月间每日过境者有百余人，附近男丁，也跟着走空。喇嘛入内者亦颇不乏人，戎民也有携烟土来杂谷脑市上兜售者，作者曾被问及。而鸦片之交易，亦常有以枪械军火对换者。
在杂谷脑经营最精的有一种小商号，为汉人开设，表面上零售杂货，实为收买麝香，兼贩药材，且买卖大烟，其所以能在杂谷脑地方存在，亦因其代当地贵族与喇嘛经理生意也。盖贵族与喇嘛，碍于阶级之神圣，不便公开卖烟，故皆假藉小商号，代为经营。小商号亦靠其权势而能存在，喇嘛存有烟土者，常在烟市过后放出。喇嘛来杂谷脑街市上，多在小商号内盘桓，此种小商号与灌县各商号都有联络，与汶理一带的地方势力亦有关系。揹夫运货上下，可不用压运，是以商帮与秘密结社有关也。
四川的秘密结社，俗称“袍哥”，因商务、走私而进入边区，且与当地的统治阶级结合，现在杂谷脑的杨继祖乡长，即为副舵把子，另一副舵把子名王茵三，为理番县参议员，亦为马塘区的正舵把子。杂谷脑的正舵把子年老退修不问俗事，马姓，住于喇嘛寺山麓下的上寨内。故一切地方事宜，皆由杨王二人处理。杂谷脑一带的茶社、商号、歇家、与码头上的揹子，皆为其社员，控有实际的政治力量。别处凡有事来杂谷脑，或过境的大帮商旅烟贩，必先拜会舵把子，说明来意，并有所馈献，求其保护。杂谷脑虽为理番县直辖第二区 ，但区署等于虚设，赶烟会之期，则大卖出境证，以资搜括也。
杨乡长之势力概为根深蒂固，控有上层的政治势力，又有袍哥的组织，控有下层的势力，故所为杂谷脑的重要人物。喇嘛寺院亦受其影响。杨王名片，通行寺院，杨之客人亦被加意招待。喇嘛僧官之选任亦与其有关也。前任掌教包大喇嘛，即为其家族，今日庙中唯一的新格喜，即为下届的当然掌教，张大喇嘛，亦与之同为丹扎木沟人。
综上所言，杂谷脑社区的中心，已被商业所占，它影响一切，喇嘛亦不能例外。经济左右了人与人的关系，集中了权势。另一方面浸蚀了宗教制度，使宗教制度日渐松懈。
今日的人类学，已不只是研究过去的文化或初民的社会了，它重要的使命为探讨现代文明影响下的各地土人的生活，甚至在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有它实用的价值。诚然，要一种文化改变成我们理想的境界，一定要有精密研究来作指导，如果新旧制度和价值观念未能调适，强行实施，除了使一方面的文化崩溃以外，没有更好的结果。
《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图源：豆瓣。
试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来总结杂谷脑社区的文化。
杂谷脑现在是一个典型的边区商业中心，它的成因是受地理与交通的决定，杂谷脑是杂谷流域最富庶的地方，是一个边疆来内地的门户，反过来说，也是一个内地通边疆的要孔。这种典型的边缘地带（marginal area），文化的演变更为显明。按派克与朴齐士（Park and Burgess）分文化演变的过程为四：一、接触，二、竞争，三、冲突，四、同化。试详论之。
Park and 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图源：Amazon。
明朝时，藏人奉命伐羌后，留居河谷地带，即为现在的嘉戎区。这次民族的迁移使文化上也发生了改变。第一改变了基本的生产制度，即放弃了固有的畜牧生涯，而改营农业。其次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阶级的统辖与其具来的便是宗教的制度，笃信喇嘛。按功能的观点来看，一个制度发生，接受或是存在，必然有它独特的作用，畜牧经济制度的被放弃，完全是因为山坡河谷不能畜牧的缘故。另一方面，这个新地区的地理环境，可以生长农作物，至于农业生产的技术，也可以从被征服者的羌民中习得。而政治制度的阶级划分，正足以坐享其成。
可是喇嘛的宗教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呢？为什么如今又趋没落呢？
按地理环境而论，杂谷一带，虽为嘉戎区最富庶的区域，但其所生产的农作物，亦只能供给有限的人口。戎民又限于文化简陋与阶级经济制度的限制，未能从事农业的改进或其它积极生产的方法，所以只有来限制人口的繁殖，以免过剩。喇嘛制度在这一方面发生了功能。第一喇嘛的本身禁止姻婚，直接节制了生育。另一方面，喇嘛卜卦决定小孩一生的命运，用宗教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侧助家庭制度的永远单传，使人口不致增多，土地不致因承继而零碎分散，降低了生产的效率。
按政治的作用来论，喇嘛制度亦有它不可忽视的功能。在实际的活动中，土司或守备按阶级的特权，用政治力量来统制人民，而喇嘛却是从精神上来统制人民，用轮回、命定、来世的信仰来使戎民逃避现实，服从现实。其实喇嘛教本身就是统治者的宗教，但它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就不明显了。它似乎是另一个阶级系统，与凡俗没有关连。这样使一般生而为阶级卑下的平民，有一个晋升的机会，缓冲了阶级压迫的反抗力。因为人人都可以去当喇嘛，做了喇嘛便也是特权人物了。但实际上，喇嘛的阶级制度，仍旧与社会上的阶级庇连的。
再按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来论，喇嘛的功能可就更大了。嘉戎人本无文字，传说用藏文代替，而学习藏文的唯一机关，便是喇嘛寺，而喇嘛寺的教育完全是清一色的、束缚思想的教育，事实上除了喇嘛与少数统治阶级通藏文以外，大多数平民都是文盲，没有知识也就不易反抗了，如此更增加了喇嘛在统治过程上的重要性。久而久之，戎民唯喇嘛之命是从，喇嘛与家庭、社会生活各方面打成一片，成为一种不可少的信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喇嘛制度盛行于杂谷脑一带，正足以代表藏文化势力的伸张。但喇嘛制度为什么如今又渐趋没落了呢？
试看历史上的演变，与汉族文化的影响：当乾隆时，杂谷土司苍旺修寺建塔，可算藏族文化在杂谷脑一带最盛的时代，其后叛乱，岳钟琪伐之，实行改土归流，使杂谷脑划为五屯，分化了旧有的政权与教权。宝殿寺只剩了杂谷屯与甘堡屯两个教区了。虽然如此，宝殿寺仍拥有昔日的声威，尤其是在经济力量方面根深蒂固，大量的操纵市场。民国二十五年，政府废守备制，保甲制推行到杂谷脑，旧有制度皆跟着为之改观，戎民们对喇嘛的神圣观也大打了折扣。再以商业的竞争，喇嘛寺于民国二十五年后，失去了固有的雄厚力量，不能左右市场。而鸦片交易的勃起，影响了整个杂谷脑的社区活动，首以取得商场的经济中心。嘉戎人放弃农作物来种烟，汉商专注于烟市，取得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如此戎汉的接触频凡，社会流动性增加。再以汉人秘密结社的传入，更取得政治上的实力。喇嘛为经济关系，不能独当一面，多与汉商合作，故寺院制度松懈。又汉族语言文字因商务而被传播，藏族语文，便居次要，喇嘛在文化方面的力量为之大减。
这里虽然是在论述喇嘛寺院的演变，也是文化变迁的主流。但就中我们可以看到嘉戎人在文化上的零乱与生活上的低陋来。为了欲供人类学实用以前的参考计，作者愿提出一点意见。
今日嘉戎人社会上问题的焦点，在于文化上的零乱，藏族文化、汉族文化与嘉戎本身的文化交错混杂，各种制度都显得肢离破碎，阻碍了文化的进步统一。
单就经济一方面来论，杂谷脑今日的鸦片交易，显然地使嘉戎人最严重的问题，烟源不断，鸦片之害难除。试看近年来禁烟的结果，惟有酿成边乱。其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注意到戎民生活的整体，盖今日的鸦片，已成为戎民的生计所系，戎民已放弃农作而专门植烟，故一旦来割除烟苗，无异于断其生命线，而使其经济崩溃，故戎民均以武力反抗。或有谓通过喇嘛，来劝戒戎民不种鸦片。因为戎民笃信喇嘛也。但实际上喇嘛本身也卷在鸦片交易的漩涡内，决难为力。加以烟帮的秘密结社与四川军政要人、戎民领袖打成一片，更难禁绝。
再有即使鸦片被禁绝，亦不能提高一般嘉戎人的生活程度。盖问题的根本，是在嘉戎区今日的生产制度为典型的封建形式，利益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剥夺，即以喇嘛来看，杂谷、甘堡两屯，平均每五户人家奉养一个喇嘛，而从事生产劳动的平民，则永远沦落在仅能糊口的贫苦状态之中。喇嘛制度则又在消极地限制人口，防止生产不足应付人口的过剩，如此则无形中阻碍了用人力从事积极地改良生产的办法。这些都是封建制度生产的弊端。
大凡一社区的文化，一定是成为一个系统的，各制度休戚相关。改变了一个制度，其它的必被牵连。常常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适应。然而当前世界的文化，已经发展到原子能的时代了，一切都急不暇待，必须要奋起迎头直追才行。作者认为部分的改革，不是失之于旷日弥久，便是在破衣上打补丁，劳而无功，故所愿意提出一个“计划社会”的原则来。由改良农产来代替鸦片的种植，更发展因地制宜的工商业，以促进嘉戎人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取缔喇嘛制度与阶级制度，实施民主的教育，促进嘉戎人精神上的生活。各方面一齐着手，详加计划，方能奏效。另一点必须提示的就是建设嘉戎并不能孤立于整个的中国之外。中国内地也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才行。正如中国不能背逆新世界的潮流一样，诚以“天下一家”，嘉戎岂能例外，更毋负锦绣河山，必使河山锦绣，非实行“计划社会”不可。
文字编辑：郭雅文、洪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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