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大約自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社會學者開始形成比較自覺的理論意識。越來越多從事經驗研究的學者開始將自己的研究自覺置於某種理論框架之下，並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對該理論做進一步的修正和推進；同時，越來越多的理論研究人員也開始對所引進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做比較深入的探討和分析；以此爲基礎，一批自覺的理論取向和框架性構思也開始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學文獻中逐漸湧現出來。本文對這些理論取向和框架性構思做了簡要的概述。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展開、社會轉型過程的不斷深入、各種社會問題的不斷產生，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正在日益突顯。社會實踐的緊迫需要雖然蘊含著中國大陸社會學發展的巨大契機，但儘快提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水準、形成適合中國國情與中國大陸社會學者自身研究需要的社會學理論框架則當是中國大陸社會學學科取得突破性發展的重要前提。爲了這一目標，考察一下中國大陸社會學理論建設的現狀、清點一下中國大陸社會學者已有的家底應該說是件有意義的事情。
正如大家都已經意識到的那樣，在中國大陸重建社會學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各種原因（確立學科自身合法性的迫切需要、對西方社會學理論成果尚不熟悉等），社會學者們對社會學理論的興趣和自覺意識都不是很強（有的人甚至將社會學這門學科簡單地定義爲“社會調查”的學科）。具有自覺理論意識的社會學研究人員寥寥無幾。這種狀況導致中國大陸社會學形成了一種人們所說的“實用品格”。無庸置疑，這種“實用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大陸社會學學術水準的提升。
所幸的是，這種狀況並沒有一直延續下來。對社會學之實用品格的認識和批評，推動了大陸社會學者對自身研究實踐的反思，促進了大陸社會學者對理論思考的自覺追求。大約自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社會學者開始形成比較自覺的理論意識。越來越多從事經驗研究的學者開始將自己的研究自覺置於某種理論框架之下，並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對該理論做進一步的修正和推進；同時，越來越多的理論研究人員也開始對所引進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做比較深入的探討和分析；以此爲基礎，一批自覺的理論取向和框架構思也開始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學文獻中逐漸湧現出來。
粗略考察一下重建以來的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研究文獻，我們就可以看到，迄今爲止，當代中國大陸的社會學者們逐步形成的社會學理論取向和研究構思至少有以下這樣一些：
1.費孝通的社區功能主義。這是費孝通等人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逐漸發展成型的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中國化社會學、人類學理論學派。其基本特徵是以馬林諾斯基的功能主義人類學和派克的社區分析方法相結合，形成一種與帕森斯等人以宏觀取向和分析研究取向爲特徵的結構功能主義非常不同的、以微觀取向和經驗研究取向爲特徵的另類功能主義研究框架，用來對中國社會現實進行研究。在將馬林諾斯基的功能主義人類學和派克的社區分析方法運用到現代中國這樣一個“人數衆多、歷史悠久、文化複雜”因而異質性程度很高的社會中來的過程中，費孝通等人還通過自己的研究實踐對它們進行了許多重要修正和推進，從而使一種獨具特色的功能主義理論傳統在中國大陸得到了持續的傳承和發展；晚年費孝通還試圖將“心”的研究納入到其研究框架中來，進一步拓展其理論視野和解釋力。這一取向的主要宣導者即是費孝通等人。主要代表作除了費老的早期作品《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外，近期的代表性作品則有費老的《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譯序”》（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出版），“從馬林諾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載氐著《師承·補課·治學》，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個人、群體、社會”（載《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等。
圖1：費孝通《鄉土中國》；圖源：豆瓣。
圖2：費孝通《生育制度》；圖源：豆瓣。
2.“社會運行學派”。這是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由中國大陸社會學家自覺提出來的最早的一個系統化的社會學理論體系。其早期的基本特徵是強調“從社會運行的角度研究社會”，近期則又有“社會互構論”的提法，強調從個人和社會相互作用、相互建構的角度來探討社會的運行和變遷過程。無疑，提出這一取向的社會學者們在構思自己理論框架的初期受到西方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較大的影響，因而其建構的理論框架雖不像費孝通等人的理論取向那樣明確名之爲“功能主義”，但仍然具有較明顯的結構功能主義的色彩。不過，即使如此，從他們早期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其努力超越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明顯傾向，表現在他們試圖克服帕森斯等結構功能主義者在宏觀-微觀、個人-社會、主觀-客觀等二元對立問題上所具有的片面性，努力從對立雙方的結合當中來把握相關社會現實，並試圖綜合迄今爲止東西方社會思想和社會學領域中出現的一些主要理論流派的思想資源（達成這一理論目標。“社會建構論”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視爲這一取向的學者們朝這方面努力的一個新成果。這一理論取向的主要宣導者是鄭杭生等人。主要代表性作品有鄭杭生著《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鄭杭生主編《社會運行導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基本理論的一種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社會學概論新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鄭杭生著《本土特質與世界眼光》（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
圖3：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圖源：豆瓣。
3.結構-制度分析。這是中國大陸社會學重建以來絕大多數社會學者所實際採用的一種研究視角。中國大陸社會學重建以來所取得的許多重要研究成果，如關於“單位制”方面的研究成果、結構轉型與結構分化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等，差不多可以說都是在這一理論框架的引導下取得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這一理論框架視爲中國大陸社會學界的主導性框架。但對這一理論視角的自覺意識及其反思過程，以及“結構-制度分析”這一概念的提出，則是近幾年的事。這一取向的基本特徵是試圖將社會學者以往較熟悉的側重於從社會結構角度來觀察和解釋社會現象的理論視角和近年來興起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側重于從制度方面來觀察和解釋社會現象這兩種宏觀的社會分析方法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從宏觀的結構和制度方面來觀察和解釋社會現象的分析方法；強調結構和制度因素對人的行爲的“刺激、引導和約束作用”等。這一取向的採納者包括了一大批當代中國大陸的社會學者，但近年來這一取向最主要的辯護人則是張靜等人。除了張靜所著包含有對“結構-制度分析”進行辯護之一節內容的《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書以外，像路風的“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孫立平等人“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李路路等人的《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變遷》，李路路、李漢林的《中國的單位組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以及諸多在此處難以一一列舉的文獻等都可以看作是這一理論取向的代表性作品。
4.過程-事件分析（或“實踐社會學”分析）。其基本特徵是試圖將符號互動主義、常人方法學和布迪厄“實踐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觀點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可以擺脫傳統的靜態的結構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從人們的社會行動所形成的具體事件與動態過程之中（或“社會現象的實踐形態之中）去把握現實的社會研究模式，並將其運用於當前中國大陸社會轉型過程的經驗研究，以揭示當前中國大陸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實踐邏輯”。“過程-事件分析”是明確針對“結構分析”與“制度分析”而提出來的一種研究取向。宣導者們批評“結構分析”、“制度分析”將本來是流動的社會過程與社會結構當作是一種靜止的、固態的東西來加以看待，因而無法揭示社會過程與社會結構的真實情況，認爲只有採納“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才能夠獲得對社會現實（尤其是處於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現實）的適當認識。這一取向的主要宣導者有孫立平、應星等人。主要代表性作品則有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農村國家與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邁向對市場轉型實踐過程的分析”、“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均見孫著《現代化與社會轉型》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等。尤其是應星所著《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在運用“過程-事件分析”策略來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方面做得尤爲精彩，可視爲此一研究策略方面的樣板之作。
圖4：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圖源：百度。
5. 日常生活權力分析（或權力現象學）：其基本特微是試圖將福柯的“微觀權力物理學”分析與舒茨等人的現象學社會學、海德格爾的存在現象學、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等現象學社會學派的理論和方法結合起來，形成一種以現象學方法爲主要分析工具、以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係爲主要分析對象的社會研究框架。主要宣導者有李猛、渠敬東等人。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李猛《日常生活中的權力分析》（未發表的硕士學位論文，部分章節曾以“邁向關係—事件的社會學分析：一個導論”爲题發表在《國外社會學》1997年第1期上）、渠敬東《缺席與斷裂：有關失範的社會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這一研究取向在當前大陸的青年學者當中尤具影響力。
圖5：渠敬東《缺席與断裂：有關失範的社會學研究》封面。圖源：Google圖片。
6.現象學的社會學分析。其基本特徵主要是將韋伯的理解社會學和舒茨現象學社會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觀點應用到對當前中國大陸日常生活現象（如家庭關係、婦女地位、農村家族現象、手機現象等）的研究過程中來，試圖超越各種實證主義理論取向（功能主義、“結構-制度分析”、“理性選擇學派”、交换理論等）過於重視對社會行爲與社會過程之客觀層面的研究、忽視社會行爲和社會過程之主觀層面的缺陷，努力深入到支配著作爲被研究物件的行動者之行動過程的主觀意識當中去，“從被訪者的生活世界與生命史當中去尋求事件的目的動機與原因動機，主觀與客觀方面的意義”，以期達到“對事件或者問题做出判斷，進而對被訪人做出‘類’的概括並達到對訪談内容的普遍意義的認識”。主要宣導者有楊善華、孫飛宇、鄭丹丹等人。主要代表性作品則有楊善華、孫飛宇“作爲意義探究的深度訪談”（《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鄭丹丹、楊善華：“夫妻關係‘定勢’的型塑、維護、突破與權力策略——對家庭權力的現象學社會學分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4期）、鄭丹丹《中國城市家庭夫妻權力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
圖6：鄭丹丹《中國城市家庭夫妻權力研究》封面。圖源：bing圖片。
7.理性選擇（與社會交换）學派。其基本特徵是將社會交换和理性選擇學派（包括博弈論等理論）的主要概念和觀點運用於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現實的研究，並試圖在研究過程中進一步修正和推進這一學派的相關概念和理論命题，使之能夠成爲一個更好地適應中國社會研究的需要，符合中國實際情况的社會研究框架。事實上，和結構-制度分析類似，理性選擇學派在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界也具有廣泛的影響，可以視爲被當前中國大陸社會學者運用来指導自己研究工作的理論框架當中最主要的取向之一，同時也是得到當前中國大陸學者大力反思的主要理論取向之。從網路或其他途徑搜索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學文献，可以發現有相當一大批文獻所報導的研究工作是在這一取向的指引下展開的。但這一理論取向最主要的宣導者和反思者則是李培林、劉少傑、周長城等人。主要代表性作品則有李培林“理性選擇理論面臨的挑戰及其出路”（《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6期）、劉少傑“理性選擇研究在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地位與方法錯位”（《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6期）、“理性選擇理論的形式缺失與感性追問”（《學術論壇》2005年第3期）、“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理性選擇與感性選擇”（《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等。
8.生態博弈論。其基本特徵是試圖將進化生物學的一些概念（“親族選擇”、“群體選擇”、“利他行爲”、“領地”）及觀點與博弈論等社會科學理論的概念及觀點結合起来，形成一套能夠對當前中國大陸的有關社會現象（如“信任缺失”等）進行全新分析的社會研究框架。這一取向在思路上與美國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道金斯等人宣導的“社會生物學”理論有許多相通之處。主要宣導者是鄭也夫，主要代表性作品则是鄭也夫的《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書。這一取向雖然目前在學界影響不大，但思路清新，别具特色，因此仍然值得關注。
圖7：鄭也夫《信任論》封面。圖源：百度百科。
9.本土日常社會學分析。基本特徵是力圖借助於西方社会科學的架構與方法，通過對中國人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動邏辑的描述和分析，來形成一套問题取向、理論視角和概念系统都具有中國本土特色但又能夠與西方同類研究成果進行比较和溝通的社會學分析框架，以此来作爲研究和分析中國社會現實的理論工具。這一研究取向的形成和發展深受楊國樞、楊中芳、黄光國、葉啟政等港臺學者所發起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影響，在所關注的問题、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等方面與前者們也有較多的承繼和對話關係。主要宣導者是翟學偉等人，主要代表性作品則是翟學偉的《中國人的臉面觀》（臺灣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出版）、《中國人行動的邏辑》（社會科學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
圖8：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封面。圖源：Google圖片。
10.話語分析（或“話語-文本分析”）。作爲一種理論取向和研究策略的話語分析近些年來在中國大陸的語言學、文學、政治學、歷史學、新聞傳播學等領域都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比較而言，大陸社會學者對它的接受要相對遲鈍一些，但近年也已有部分社會學者採納了這種理論取向及研究策略。這一取向的基本特徵是試圖借鑒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一些基本觀點和理論取向，尤其是福柯“權力-話語”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形成一种與傳統的實證分析、詮釋學（或現象學分析）和批判分析都有所不同的社會研究模式，並以此來對當前中國的“社会現實”进行一種具有另類價值的研究和分析。按照這一理論取向，社会現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話語建構起來的，而權力則對於話語的生產、分佈和流通具有重要的影響甚至支配作用；權力關係的狀態將在很大程度決定一個社會的話語的生產、分佈和流通狀態，而一個社會的話語的生産、分佈和流通狀態又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這個社會的現實狀態。因此，對一個社會的權力-話語-現實之關係的探討，當成爲社會分析的核心問题。这一理論视角現有的選取者主要有成伯清、佟新、方文、吳毅、谷孟賓、畢向陽等人。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成伯清“論社會學的修辭”（《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5期），佟新“話語對社會性別的建構”《浙江學刊》2003年第4期）、方文“學科制度精英、符號霸權和社會遗忘——社會心理學主流歷史話語的建構和再生産”（《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5期）、吳毅“從革命到後革命：一個村莊政治運動的歷史軌跡：——兼論階級話語對於歷史的建構”（《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2期）、谷孟賓“城市社會問题的界定方式對公共政策議程設定的影響”（《人文雜誌》2006年第1期）、畢向陽“弱勢群體：話語生産及社會建構”（《北京電子科技院學報》2004年第3期）等。
以上所列（包括理論取向和各取向的代表性人物及文献）雖不盡完全，但大體上概括了當前中國大陸社會學者在理論建設方面的選擇和思路。可以說，它們已經成爲指導當前中國大陸社会學者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論架構。
將它們作爲一個整體來初步地加以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上述這些當代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理論架構共同具有的一個最基本也最鲜明的特點（或優點）就是：它們基本上都具有一種強烈的現實關懐，與中國大陸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具體實踐問题的經驗研究有著密切的結合，不是一些爲了理論而理論的單純性理論討論。而它們目前所共同具有的主要缺點或局限則是：由於多數理論架構宣導者的主要精力仍是放在經驗研究方面，能投入專門性理論閱讀和思考的時間相對较少，對西方社會學理論不甚熟悉，因而（1）多數架構依然處於“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狀態，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論預設方面具有自己真正創造性研究成果的甚少；（2）所提出的理論架構從理論建構的標準來看，總體而言水準不高，細節上存在较多的問题，與成熟理論的標準尚有较大距離，還不足以與西方理論相抗衡。
對中國大陸社會學理論建設的上述粗略考察可以使我們意識到：對於中國大陸社會學理論建設的成果，我們既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能盲目自信和樂觀。中國大陸的社會學者正在嘗試建設自己的理論家園。這些家園，有些已經封頂，有些還在搭建之中。但總體上看，離完全竣工都還有一段不等的距離，需要學者們繼續做出艱苦不懈的努力。
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上述這些理論取向或研究構思的形成，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大陸社會學以往給人們留下的那種“重經驗、輕理論”的實用型學術面貌，提升了中國大陸社會學的理論水準。假以時日，如果上述理論架構能夠持續得以發展，完全有可能從其中形成一些既具有強烈的中國本土特色、又具有較高理論水準、能夠與西方理論相媲美的社會學理論架構。但基本條件一是要有良好的學術發展環境，允許各種思路和平共處、友好競爭、多元並存、共同發展；二是各個學派要持續具有自覺的理論意識；三是要加強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從西方學者那裹吸取理論營養，提高自己理論建構的水準。若能如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来，或許我們就有可能不带愧色與世人去談論中國社會學者自己的社會學理論成果。
文字编辑：代欣怡、郑如一
推送编辑：李雨悦、毛美琦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
本文出處：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臺灣佛光大學、南華大學、東吳大學等地所做演講提網的部分内容之一。提網原文經刪節後曾以筆談形式發表在《河北學刊》2006年第5期上。此處發表的是未刪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