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鹏
摘要：本文以严景珊与杨开道的中国人物研究为例，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对“人格”问题的思考。严景珊的学士学位论文《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通过个案分析，结合芝加哥学派的“自传方法”与杨开道的本土视角，揭示了犯罪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强调个体人格受家庭、朋友及社会环境的动态塑造。杨开道在《人物月刊》中提出“龙形人格”概念，主张理想人格应如龙般灵活适应社会变迁，兼具传统道德韧性。二者研究呼应了燕京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对话，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个体身份认同提供了理论框架，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学关于“人格”的探索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人格 龙形人格 犯罪社会学 个案研究 社会文化转型
本文作者凌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网站。
严景珊（据推算，生卒年为1910—1978），浙江余姚人，社会学家严景耀之弟。他于1929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相关信息见于《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1—1932年）》：“（学号）29099，Yen Ching Shan，法三年，浙江余姚。”1933年，严景珊本科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就是本文评论的对象——《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
《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原稿扉页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官网。
关于严景珊的生卒年月，目前尚未查到明确记载。1910年的生年只是一个估算的结果。至于他的卒年，由于《留情》一书的《开场白》提到，1988年距离周叔昭的丈夫（即严景珊）去世已有十年，故据此推测严景珊的卒年为1978年。
根据陈夏红先生的文章，严景耀与严景珊的祖父严魁元，号炳臣，曾在镇江、扬州一带经商，但生意并不景气。严魁元逝世时，严景耀的父亲严麟章还不到15岁。严麟章，字子贤，早年在杂货铺、煤铺做学徒。严景耀上小学期间，其父曾与人合伙在上海闸北一带开过一间名为鼎昌号的煤铺。严麟章收入不高，家境一般。
严景珊的家人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哥哥——社会学家与犯罪学家严景耀（1905-1976）。严景耀曾就读于上海民立中学，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因家境贫寒，严麟章供他读书十分吃力。在万分艰难之时，严景耀在北平工作的堂房姑母与姑父汝守梅（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总统府礼官）答应帮助他完成学业。1924年，严景耀进入燕京大学学习，主修犯罪社会学；1928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为《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之后在本系攻读硕士学位。1929年，严景耀硕士毕业，毕业论文为《北京犯罪情况之研究》，其间还发表了《中国监狱问题》等重要论文。
严景耀（1905-1976），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官网。
1929年，严景耀留校任教，被聘为社会学系讲师。同年，严景珊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费用由严景耀支持。严景珊在燕京大学的研究方向，和他哥哥严景耀有着紧密的联系。
严景珊的妻子周叔昭（1908—1996），安徽东至人。她的曾祖父是晚清政治人物周馥。其父周达，著名数学家，也是著名的邮票大王。她的叔叔是著名实业家、政治家、藏书家周叔弢。史学家周一良是她的堂弟。周叔昭曾自述自己从南开大学转学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根据《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1—1932年）》的记载，“W29208，周叔昭，法四年，安徽秋浦”。由学号可知，她于1929年从南开大学转学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此后，她于1931年夏季毕业，随后在本系攻读硕士学位，1933年硕士毕业。周叔昭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北平诱拐的研究》，指导老师为杨开道。当时正在燕大讲学的派克教授也给了她诸多指导。可见，严景珊与周叔昭于同一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只是严景珊的年级比周叔昭低两级。
严景珊与周叔昭就读期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堪称社会学燕京学派的黄金时期，无论是教员群体，还是学生群体，皆是人才辈出，学术研究与讨论的氛围极为浓厚。
依据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历年《私立燕京大学一览》，可知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名单，现以1928—1929学年和1932—1933学年为例，罗列如下。1928—1929学年的教职工有：许仕廉（教授兼主任）、步济时（John S. Bargess）（教授）、牛卫华（暂任教授）、杨开道（副教授）、倪逢吉（助教）、言荣彰（助教）、吴文藻（助教，第二学期到校）、兰安生（义务讲师）、溥爱得（义务讲师）、富博思（义务讲师）。1932—1933学年的教职工有：许仕廉（教授兼主任）、派克（Robert E. Park，客座教授）、杨开道（教授）、吴文藻（副教授）、张鸿钧（讲师）、王贺宸（研究导师）、雷洁琼（助教）、严景耀（助教，1932—1933年不在）、牛鼐鄂（助理）、吴榆珍（助理）、张折桂（助理）、蓝安生（义务讲师）、普爱德（义务讲师）、甘霖格（义务讲师）、章元善（义务讲师）、袁贻瑾（义务讲师）。
彼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早期的核心人物如步济时、许仕廉、杨开道等始终发挥着领导作用，而吴文藻、张鸿钧、严景耀、雷洁琼等新生力量也为燕京学派带来了新视野。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学的燕京学派逐渐走向成熟。
燕京大学校园一角 图源：WIKI。
在学生群体中，如今被人们熟知的诸多社会学名家，不少都是在这几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例如，林耀华于1928年入学，1932年本科毕业，其毕业论文为《严复研究》。黄迪于1928年入学，1931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为《“五四”以来之中国学潮（附表）》；并且二人之后继续在本系攻读研究生。周振光于1929年入学，1933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为《曾国藩之研究》。费孝通于1930年从东吴大学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二年级，于1933年本科毕业，论文为《亲迎婚俗之研究》。瞿同祖于1930年入学，1934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为《春秋封建社会的解剖》，之后继续在本系读研究生。此外，杨庆堃、廖泰初于1928年入学，蒋旨昂于1930年入学，李有义于1931年入学，等等。
正是在与这些师友的交流中，严景珊和周叔昭共同接受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并很早就在学术研究领域崭露头角。1929年，严景耀参与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监狱期刊《监狱杂志》，该杂志的第1、2、4期均刊登有其弟严景珊的译文《丹麦监狱现状》《波兰的监狱》和《二十世纪的美国监狱》。严景珊在毕业论文中也提到，他和论文中的主人翁白达仁曾谈论“个人的生世，监狱的建筑，犯罪问题，故事，外国的监狱状况”等内容。由此可见，从入学初期开始，他就已经开展学术活动了，甚至在入学之前就可能在哥哥的指导下接触了相关研究。1929—1933年，严景耀在《监狱杂志》《社会问题》《国闻周报》《北晨：评论之部》等杂志上总共发表文章、书评及翻译作品十余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燕京大学1930年的史学方法班上，洪业教授曾让学生们练习制作年表，这些年表后被集结成《读史年表附引得》（1931年2月出版），其中也有严景珊制作的《三国纪年对照表》。此外，严景珊还对乡村建设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1年暑假，他参观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与研究人员深入交流，回来后撰写了《乡村建设问题（上）》（《庸报》1931年9月20日第13版）和《乡村建设问题（下）》（《庸报》1931年9月27日第13版）等文章。
《监狱杂志》第1期书影，目录从下至上数第五行即为严景珊译《丹麦监狱现状》 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这一时期的周叔昭与严景珊情况相似，同样在《监狱杂志》《社会问题》上发表书评与文章，也为《北晨：评论之部》供稿。私下里，二人也有诸多交流。比如1931年，周叔昭在《社会问题》第4期发表《家庭问题的调查——与潘光旦先生的调查比较》一文，前言中提及：“表格之不合式者，则得严景珊君之帮忙重新整理，并得多数同学之合作，始成此文，特志于此。”此外，二人还一起参加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辩论会等，《平西报》（1932年3月24日第4版）一则新闻称：“燕大社会学会辩论人选已定——三十日开始预赛——燕大社会学会拟开辩论会，已志本报。闻各级选手均已选妥。研究院为周叔昭、万树庸；四年级为张中堂、张金陔；三年级为严景珊、周振光。”正是在这些密切的交流中，严景珊与周叔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1933年5月，为便于社会问题的讨论、服务全国社会学界，燕京大学的学者们在《大公报》上发起、成立了“社会通讯研究”，发起人为杨开道、严景珊、费孝通、杨庆堃、周振光、周逸澜六人，并设通讯处——“北平燕京大学杨开道转”。这一活动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催生了许多通讯讨论。
1933年，严景珊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同年，周叔昭也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北平诱拐的研究》。这两篇论文都是在杨开道、吴文藻、派克、严景耀等人的影响下写成的，既与犯罪社会学和都市社会学研究密切相关，又属于人物研究的大范畴，可谓燕京大学社会学传统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展开论述。
《北平诱拐的研究》原稿扉页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官网。
严景耀与周叔昭毕业后，旋即赴上海结婚。《平西报》1933年11月4日有一则新闻记载：“曹君在沪时，并曾参加王家松君与马仰曹女士及严景珊君与周叔昭女士之婚礼。”而据周叔昭回忆，二人结婚后又于同年返回北京生活，居住在无量大人胡同十六号（今东城区红星胡同）。由《益世报（北京）》1934年7月27日的一则新闻可知，当时严景珊在北平市小本借贷处担任调查员，每日前往各庙会讲演借款手续，并分发宣传册。
1934年7月27日《益世报》剪报 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北平市小本借贷处是一个“调剂贫民金融的实验机关”，向小农、小工和小商，尤其是一般贫苦无告的失业者发放贷款，希望使他们“解脱高利贷的剥削，谋得合理的经济上的出路”。调查员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借款人和保人的财产信用、借款用途等，以及北平市城郊小本农工商业者的情形。如严景珊所说：“工作人员的薪给虽少，但是他们对于这种调剂平民金融的工作，怀着十二分信心和极大的兴趣。”至于周叔昭，1935年，她曾向母校写信称，“芥叶大的职业居然找到了一个”，但未提及她的工作具体为何。
毕业之后，夫妻二人与原来燕京大学的朋友们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1935年12月，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遭遇危险、王同惠不幸遇难后，林耀华、周叔昭、严景珊等朋友第一时间写信慰问并给予帮助。1936年1月21日，费孝通在广州的病床上给他们回信。信中称：“耀华、叔昭、景珊和其他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给我的信，在枯鱼身上洒一两滴清水总比整天在烈日下曝晒好得多。我本应当早就写信给你们，因为我也明白看着人家受苦的人的心理，有时会比当事人更难受，但是我几次没有写成。”由此可见朋友间的深情厚谊。
1936年，严景珊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览（1941）》“本所历届研究生名录”载，“第二班（二十五年秋入所，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辍学）”下有“姓名：严景珊，籍贯：浙江余姚，研究门类：合作，原毕业大学：燕京大学”。这一时期，严景珊还在《大公报·经济周刊》（1937年7月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北平市之小本借贷事业——介绍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从《华北日报》（1937年2月9日）的一则新闻中，可知严景珊此时仍在北平市小本借贷处担任调查员一职。
1938年，随着战争局势愈发严峻，严景珊、周叔昭夫妇从北京转至天津租界。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道：“1938年夏，我的姐夫严景珊（严景耀之弟。原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已逝世）与南大教授、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先生（吴小如教授之父），在日本侵略势力尚未达到的英租界的女青年会办了一期为中学生补习国（文）英（文）算（术）的暑期补习班。吴先生担任高中国文，我担任初中国文。”之后，严景珊与周叔昭从天津前往香港。
1939年3月20日，严景珊从香港抵达重庆。据《吴宓日记》载：“晨8:00，严景珊自津，港至。宓陪导入城，至文化巷十一号访周珏良。”1939年11月，周叔昭在昆明。《吴宓日记》于11月17日记载：“5:00出，在中华书局为叶彤购书。即至维新街74号访周叔昭，赴呈贡，不遇。与珏良及瞿同祖坐谈。”
大概在1940—1941年，严景珊和周叔昭前往贵州工作。就目前所知，严景珊就职于贵州（省）银行。据《贵州省志·金融志·贵州（省）银行分支机构一揽》可知，1943年2月，贵州银行惠水办事处设立，严景珊为第一任负责人；贵州银行重庆办事处于1943年6月设立，严景珊为第二任负责人；贵州银行南京分行于1946年10月设立，1949年3月撤销，严景珊为第二任（终任）负责人。
而据《毕节地区志·金融志》载：“于民国34年3月20日设立贵州银行毕节办事处，主任严景珊。”此事亦有其他史料为证。《燕大通讯》1945年第4期称：“严景珊及夫人周叔昭女士现均在贵州毕节。严氏任贵州银行经理，生活甚好云。”
《燕大通讯》第4期相关报道 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据《吴宓日记》1946年8月28日的内容，当时严景珊与周叔昭夫妇正在重庆。“先电叔昭，乃偕棻乘人力车（$300）至贵州银行见景珊、叔昭。由叔昭陪导至打铜街北口东山药房周明道医师处，为检治心脏，开方购药。”此后数年，严景珊极有可能调职到贵州银行南京分行工作。这大概就是周叔昭在回忆中所说的“胜利后离黔去川，由川去南京”。到了1949年，据周叔昭回忆，他们夫妇二人先从南京前往上海，随后由上海前往台湾，最终定居于台湾省台北市。
就目前所查信息，可以推测，到达台湾之后，严景珊长期在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就职。工作之余，他广泛搜集各种精美的桥牌、香烟盒和烟酒标贴、精品火柴盒等。他大概于1978年前后逝世。周叔昭则成为作家与翻译家，以舒吉为笔名，出版了《月儿弯弯》等童话和小说作品，同时翻译了彼得·山姆的《美国历任总统传》、吉尔伯·哈艾特的《教学之艺术》（与严景珊合译）、斯坦贝克的《斯坦贝克携犬旅行》等著作。
周叔昭逝世后，她所珍藏的《同学录》流出。这本《同学录》留存着周叔昭人生各阶段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有杨开道、冰心、费孝通、黄迪、杨庆堃、滕白也、雷洁琼等人的亲笔题词或绘画等。该书后来被台湾的何国庆先生购得，他与作家蔡登山通力合作，出版了《留情：一位大宅门女大学生的生命屐痕》一书。
《留情》书影 图源：Amazon
《留情》一书的《开场白》中有一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台湾时期严景珊的生活：
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中旬，在台北林森北路三九九巷台湾烟酒公卖局老旧的宿舍，年已八十岁的老太太周叔昭（一九○八—一九九六）女士，仍然伏案在写作。在她的书桌前摆放着先生严景珊的遗照，虽然他已经故去十年之久了，家里还存放了许多他的收藏品，包括桥牌、香烟盒和烟酒标贴、精品火柴盒。除了桥牌外，这些东西都是他来到台湾后，任职于台湾烟酒公卖局几十年的收藏。而桥牌的收藏却是更早，早在一九四一年左右，他出任贵州银行毕节县支行经理时，有一次一位朋友送给他两副美国桥牌，牌背面都是国际著名大画家马蒂斯的名画复制品，非常别致，这触动了严景珊开始收集桥牌的念头，因为它不但使自己精神上有寄托之外，也可以欣赏到许多美丽的图案，于是他就和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收集这些桥牌，严景珊可算是煞费苦心，他频频向国外亲友征求并相互交换，而这些宝藏他也不轻易示人，只是留着自己欣赏。直到他过世后，在一九八○年九月六日，周叔昭才把他这三千八百七十多种桥牌，假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三段十九号一楼的“中国电视公司文化服务中心”展出，当天上午十一时半揭幕，由中视演艺人员剪彩，造成空前的盛况，而对于周叔昭而言也是报答夫妻鹣鲽情深数十载之情，也让严景珊的收藏公诸于世。
这段文字的论述虽偶有失准之处，如贵州银行毕节办事处是1945年才成立的，但透过它，人们仍能联想到严景珊的一生：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努力学习，崭露头角，与周叔昭结为学术伉俪，后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原本有望在学术界进一步发展，却遭遇全面抗日战争，从天津辗转至香港，再到内地，最后长期在贵州银行任职。1949年，严景珊偕妻前往台湾，此后数十年就职于台湾烟草公卖局，并且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收藏事业之中。这不禁令人感叹，这人生的命运竟随时代而沉浮。
《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是严景珊的本科毕业论文，由派克教授与杨开道教授指导完成。严景珊对犯罪问题产生兴趣，与哥哥严景耀的影响有关。1927年暑假，严景耀惊人地成为京师第一监狱的一名志愿“犯人”，与犯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行为一时成为新闻。他的目的很明确：“要医中国犯罪的病象和改良监狱的生活，先要明白目前实情；要调查实情，非‘到监狱去’不可。”而严景珊在大二时，则想“做一种犯罪事业的研究”，并且产生了“同北平监狱里的和监狱外的窃盗做朋友，希望同他们厮混，由友谊而入研究”的想法。1931年，严景珊来到河北第一监狱，结识了著名盗贼“草上飞”，即《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的主人公白达仁。严景珊几乎每周都去监狱探望他，与他畅所欲言。在一次谈话中，白达仁主动提出在监狱中写自传，把自己复杂的经历写出来，以帮助作者进行研究。《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主要以白达仁的自传和严景珊所作的访谈为材料，其中，白达仁所写的自传基本被保留下来。研究结束后，严景珊多了许多窃贼朋友，白达仁是“感情最好的一位”（第2页），严景珊还时常以朋友的身份“劝导他走入正路”（第2页），并计划帮他成为一名校警。
虽然严景珊与严景耀都对犯罪问题感兴趣，但兄弟二人的研究风格有所不同。严景耀更倾向于传统的犯罪社会学研究，严景珊则侧重于犯罪者的个人生命史研究。严景珊希望借助自传的方法“明晰犯罪现象之内幕，其人人格之发展、他的主观态度、他所接触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环境、一身的经历及遭遇，等等”（第1页），同时也希望通过自传“介绍北平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第1页），尤其是城市的“下层社会”（第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传既能呈现被研究者的生命历程和性格，也能借此探寻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北京社会。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强调：“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不是完全单从量一方面着手的，统计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境况或趋势，至于犯罪行为的内心关系和某一社会的内幕现象，个案研究似乎有极有力的帮助。还有，借此我们可以了解一种人对其他人物的主观态度，而这种主观态度，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其实它很有补于社会问题的探讨。”（第3页）这一点，与严景珊在学校期间频繁接触杨开道、吴文藻、派克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密切相关。
实际上，在撰写毕业论文之前，严景珊还写过两篇与此相关的、针对芝加哥学派类似研究——萧（Clifford R. Show）教授的《小流氓》（The Jack-Roller）以及斯拉修教授的《帮会》——的书评。不过，严景珊对《帮会》评价较低，而特别看重《小流氓》（Jack Roller）一书。
《小流氓》书影 图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官网
在《书评五则（一）：萧教授的〈小流氓〉》中，严景珊高度评价了该项研究的重要价值，特别指出了“自传”方法的重要性，并由自传引出文化的概念。
这本书伟大的贡献超出犯罪研究的领域之外，他供给社会研究家一种新的方法。著者的方法，不是用心理分析去研究一大堆不自觉的材料，乃是由自传里去分析犯人自觉的回忆，计划，野心及希望，特别注意他的态度同心情两方面……著者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启发一个犯罪的新概念，就是文化的概念。文化因子与犯罪的关系有多么重要？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萧氏的实验还开启了一个基于人的自然人格构建“社会式人格”的问题。显然，这一“社会式人格”与文化等概念密切相关。
萧氏的试验启发罪犯自新的曙光。他从自传的研究去探寻史坦莱的根本性格，然后用积极的方法，依照他的人格去建造一个“新社会式”（new social type）的史坦莱，使他立足于社会……萧氏改变的只是他的“社会式人格”。
从严景珊的毕业论文来看，他明显受到该书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最直观地体现在论文的整体结构上。严景珊的毕业论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作者对北平职业窃盗的整体介绍，以及对自己研究方法和经过的论述（包括第一、二、三章）；第二部分为白达仁写的自传，这部分占据文章的主体内容（包括第四、五、六章）；第三部分是作者对该自传的分析（即第七章）；最后是与论文相关的资料附录。
如此安排，实际上与《小流氓》一书基本相同。参照《小流氓》的目录可知，该书第一部分涵盖第一、二、三章，实际上是作者所做的整体概述，以及对研究方法和过程的论述；第二部分为史坦莱的自传，涵盖第四章至第十三章；最后一部分是最终讨论。
严景珊在自己论文的序言中也提及了这一点，又同时指出：“但是，作者的用意和目的，与萧教授的研究不同：一方面，当然借此帮助我们明晰犯罪现象之内幕，其人人格之发展、他的主观态度、他所接触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环境、一身的经历及遭遇，等等；另一方面——或者也可以说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在乎借此而希望有助于北平社会的了解。”（第1页）
为达成这一目的，严景珊采用的是个案方法中的自传方法，并且特别侧重于“生活的史实”（第13页）。他在文中说：
这个研究所用的是个案方法中的自传方法，就是让犯人自己去叙述他一生的经过，及种种主观的态度。自传约略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生活的史实”（Life History）；一种是本人对于往事的记录（Self Story）。第一种比较最有价值，因为“生活的史实”中非但是现了他个人的生活的记录，而且表现着他个人生活的回顾、前瞻、希望、忧虑、忏悔、痛恨、梦想以及一切人生哲学的杂感和态度；第二种是简单的一生活历的描写，并没有生活史实那样完美。（第13页）
对于“生活的史实”（life history），他还引用芝加哥大学步济时教授的话来解释：“生活史实文件（life history document）在社会学上的贡献，正如纯粹科学或生物科学上发明了显微镜，有了这种文件，才能够使我们了解一种特殊的人格，才可以看到人生的内幕和真实性；正如一个显微镜，使我们看到精神程序及社会关系之全部的呈现。”（第13页）
步济时教授（John S. Burgess，即伯吉斯） 图源：芝加哥大学官网。
此处出现的“人格”概念，正是严景珊借以开展这一研究的根本概念。而这一概念恰恰源自芝加哥学派以及杨开道的研究。因此他特别提到：“这个研究在方法上，受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和燕京大学的杨开道教授许多建议的批详，指导和详尽的讨论，没有他们两位，这个研究绝不能完成的。”（第3页）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详细论述该问题，仅在此引用派克的论述加以说明。派克在《人性论》一文中提道：
在他处我曾论过“Person”这个字最初意义之为假面具并非只是历史上的偶然事实。它是在说明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扮演一种任务。我们是父母和子女，是主人和仆人，是先生和学生，是委托者和受理人，是异教徒和正教徒。惟有在这些任务上，我们彼此相识，亦惟有在这些任务上我们认得自己。
……
这结果使我们不得不陷入于双重的生存。我们有一个私人的生活，和一个公共的生活。一面为达到我们自己所设想的使命，一面为达到社会对吾人所强制的任务，吾人于是常在不断的自相矛盾中……我们的脸，实是一个活动的假面具，反映着我们变化无穷内部生活的情绪，更容易有渐渐依从我们所要扮演之典型的倾向。不但各人的脸是如此，各个国家都有她特别的脸，有她习俗的假面具。
……
在一种意义上，和在这假面具是代表我们所要成全的自我之概念、所要担负的任务的程度上，这个假面具是我们较为真切的“自我”，是我们所爱成全的自我，所以我们的假面具，无论如何终究成为我们人格的完成部分，成为我们第二天性。我们入世时是一个“个人”，获得品格时，就成了Person。
派克教授（Robert E. Park，即罗伯特·帕克）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官网。
在这个意义上，“人格”（Person）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化密切相关。每个国家和文化传统中的人，都是通过各种学习和熏陶获得品格，实现从“个人”到“人格”的演变，这也是我们所应成全的自我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萧教授对史坦莱的个案研究，就是通过个人的“生活史实”，来探讨在美国社会（特别是芝加哥这一城市社会）中，美国人从“个人”到“人格”的演变过程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与之相应，严景珊对白达仁的个案研究，也是要探讨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北平这一城市社会）中，中国人从“个人”到“人格”的演变过程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因此，其中涉及诸多问题，既包括对中国社会中“个人”含义的探讨，也包括对中国社会中“理想之社会人格”内涵的理解，还涉及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个人与人格之间相互冲突与错位的问题。简而言之，严景珊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一个极小的个案出发，以极为生动、丰富的材料，向我们揭示了在急剧变动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市井与江湖的转换与夹缝之间，中国人“人格”成长过程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矛盾与纠结的复杂状况。当然，这一问题远非一篇毕业论文能够阐释清楚的。在某种意义上，严景珊从入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投身犯罪研究，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一路辗转流离，直至定居台湾，其漂泊与挫折的生命历程与他所研究的白达仁有着暗合、共通之处。因此，严景珊自身的生命史恰恰也是中国人之“人格”在近代面临复杂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甚至到了当下的21世纪，我们仍然未能完全找到适合自己文明的“理想之人格”，如今的中国社会学依旧在不断探寻这一难题。
周叔昭在《我所认识的派克先生》一文中提到，严景珊和她曾邀请派克去见他们结识的一位研究对象，最终派克也同意了。下面是文中的具体描述：
M君将我们由监房领到了工厂（此时犯人都在工作），当那笨重的铁门推开时，一群在严肃静默中工作的犯人一致起立，派克先生带着很沉静的面容踱了过去，他的眼光表示深思。到了印刷工厂，严君将他正在结交的犯人——一个细高个、麻面的惯犯——介绍了给派克先生，并和那犯人说：“这是我的老师派先生”，那犯人向派克先生深深了一躬后，便很规矩地站在一旁。
汽车上，派克先生说：“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尽引我们看那些无味的设施，其实一点引不起我的兴趣”，又说：“你们看，法院为自己辩护的人多么活泼而有生气，那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又多么呆板。”到了青年会，派克先生用双手支着自己的下脖，低头似有所思，我们问他是否有些疲倦！他说：“不是！我正在想那个青年人的将来”——指严君正在研究的惯犯。他对于人类有如此的兴趣。一切事物，离开了人，在派克先生眼中，是死的，是无意义的。
此处描述的“一个细高个、麻面的惯犯”，便是白达仁。同时，“我正在想那个青年人的将来”，也可说是社会学者派克对中国所有青年人之将来的深切关怀。
不过，若单纯从派克提出的“人格”概念出发，能否恰当地理解以白达仁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人格呢？这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前文所述，从个人到人格的发展，与各个不同社会的文明和传统息息相关。不同的文明传统会造就不同形态的“人格”。那么，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会具有何种形态的人格呢？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开道对严景珊影响很大，在研究中国人物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对理解中国人的“人格”形态大有裨益。
杨开道先生以其对农村社会学和乡约制度的精彩研究而为人们所熟知。在研究农村自治时，他尤其关注农村的自治人才与社会领袖，进而探讨在中国社会中如何培养领袖人物。杨开道对中国历代领袖的研究也正是由此开始的。
杨开道先生 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官网。
杨开道于1931年在《社会学刊》发表《中国领袖研究：楚项羽》，于1932年发表《中国领袖的研究：汉高祖》。与此同时，他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相关课程，指导学生对中国人物进行具体研究。基于这些成果与研究，1936年5月，杨开道于北平创办了《人物月刊》杂志。该月刊由杨开道任主编，成集三、严景珊任编辑，李炳卫任发行人，北平民社负责总发行。可以说，这一杂志正是杨开道人物研究主旨的集中体现。《人物月刊》第1期的开篇是《对于读者进一解》：
我国国运之式微，迄于今日为至极；人群行动之纰缪，降及近世为尤甚。推其所以致此之由，一因国民立身无正当之目标，一因国民思想无一定之归宿，举世皇皇，不知所措，以致爱国不以其道，适足以误国，闻之酸鼻，言之痛心。本刊因社会之急需，应时势之要求，所以只有竭其抱负，弹其学力，以清水明镜之写照，作医国医民之良方，此本刊之所以产生也。
而《人物月刊》的旨趣是：
本刊发刊旨趣为：
“品评古今人物，介绍人生实例，讨论人生原则”……是本刊虽系杂志性质，而采史学立场，此本刊之所以命名为人物月刊也。
《人物月刊》第1期书影，目录右数第二即为杨开道撰写之《人物标准》 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由这两段可知，杨开道研究人物的根本目的，不止于品评人物，而是以品评为基础，通过“人生实例”来达到“讨论人生原则”的目的。也就是说，要解决“一因国民立身无正当之目标；一因国民思想无一定之归宿”这两个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换而言之，他是要在人物研究的基础上，为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中国人确立一种新的“理想人生原则”。然而，确立这种新的“人生原则”，不能靠凭空捏造，而需要了解中国历代人物，所以采取了史学立场。基于此，杨开道选择唐代刘知幾《史通》中的《人物》一篇作为发刊词。《人物》开篇提到：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这是从史官的角度出发，要求记载的人物，其恶可诫世，其善可示后。这意味着史学有教化与政治意义，所记载的应是关乎兴亡的重要人物。此外，刘知幾明确指出，那些群小之徒、斗筲之才，都不值得记载：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
可见，从史学角度看，人物选择当然要有标准。此标准与时政相关，即“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唯有大善或大恶之人，才可能被载入史书。在此背景下，像白达仁这类人物，确实无法成为史学研究对象。然而，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人物研究关乎社会变迁的根本，并不应仅着眼于某人对时政的影响。因此，发刊词虽借用刘知幾的说法，但——“捉刀人的手笔也许很高，捉刀人的意思，多少总有一点出入的”，也就是说——与杨开道对人物评价的理解存在差异。
杨开道对人物评价的理解，体现在他所写的《人物标准》一文中。该文首句称：“人物的标准，不可太低，也不可太高。低了甚么人都成了人物，高了什么人也不是人物了。”那么，在杨开道看来，人物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不能高也不能低，绝非要简单地确定一个中间尺度，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考量。
其实，人物品类也真太多了，人物标准也真太难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或为出师表……或为渡江楫……或为击贼笏”，岂不都是天下所感愤，后世所敬仰的人格吗？不过零星的事迹，零星的标准，还不足以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人格，一个最高的标准。
杨开道首先强调，人物品类无数，各品类的标准可能都不相同。历史上有无数值得敬仰之人，不能用零星的标准来评判。在此处，杨开道引入并着重强调了一个词，那就是“人格”。他希望用“人格”这一维度，来统摄和超越各种零星的品类与标准。这一评判与刘知幾从外在的教化和政治功能判断人物的标准不同，是从人的内在人格的意义上进行评价。并且，他特别指出，“要有一个完全的人格，一个最高的标准”，即要确立一种中国人理想的“人格”形态。这是以往人物评价中未曾出现的新见解。重要的是，“人格”一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人品”“人性”等词。“人格”一词是近代从日文中引入的，而日文中的“人格”一词是对英文personality的意译。英文中的personality源于拉丁文persona，本义指面具，即演戏时根据剧情需要所戴的脸谱，用以表现剧中人物的角色和身份。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源意思与前文所引芝加哥学派的“人格”概念相通，我们可以将这种“人格”称为“面具人格”。
但若杨开道所指是面具形态的人格，存在不同的角色，那就不存在“某种完全的人格”或“最高的标准”。那么，他所构想的中国人的人格到底是何种形态呢？《人物标准》提道：
假使我们不讨厌奸雄曹操，我们不以为小说荒唐，三国演义的作者，倒可给予我们相当的满意。他说龙如此活跃，“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他说龙之为物，比于世之英雄。”所以龙的标准，就是英雄的标准；这在易经乾卦，早已如此解说，所以易经乾卦，也就是英雄标准。
可见，杨开道认为，龙的标准即英雄的标准，不过这个英雄处于具体环境之中，受到社会的重大影响。龙的形象与作为面具人格的形象有着本质差异。作为面具的人格，是一种带有确定身份角色的人的形象，是关乎“人们在社会中应如何行动”的确定形态。而龙则在宇宙（社会）间穿梭，可大可小，可升可隐，可显可藏。《说文解字》对龙的解释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是一种与有确定性的面具人格差异很大的理想人格形态。
龙有多种多样的形态，这意味着有各种各样的英雄。
神龙见首不见尾，龙有潜龙，有飞龙，有亢龙，人物亦有隐有显，有穷有通，有盛有衰，有进有退。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真正通显的人物，完美的人格，会达到一种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的境界。
图为引文的原始文本，出自《人物月刊》第1期第12页 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其中，最理想的人格当属“神龙”形态：见首不见尾，却能达到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的境界。杨开道心目中符合此形象的人物是曾国藩，他形容曾国藩“神龙见首不见尾，君子难进而易退，当放手时候自然放手，当摆脱时自然摆脱，如此而已”。
龙的形态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其一，与天地本身密切关联，随天地和时刻变化，换言之，由天地灵气所化；其二，形态、式样多种多样，可千变万化，虽无固定形态，但皆为龙；其三，最理想的神龙恰到好处、若合符节，才能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有所偏颇的龙，这些都可归于龙这一人格类型。这种龙的人格形态，是杨开道对中国人理想人格的一种设想。在这种设想中，社会不会将人固定为某一种确定的角色。相反，最理想的人格从社会中产生，并随社会变化而变化，能屈能伸，可长可短。
当然，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或许算不上神龙。但他们对人格形态的设想和理解，与上述对龙的理解有相似之处，即人的人格并非社会规定的固定“面具”，而是随环境与氛围变化，但又始终是同一个人的人格。自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英雄，但中国人对英雄的理解，其实更可扩展为对“能人”的理解。在任何一个村庄、一个社区、一个行业，都有令人敬佩的能人，而这些能人很多时候都具备类似于龙的人格特点。毫无疑问，严景珊笔下的白达仁也可算是他所在“行业”中的能人——若以这种人格形态去看待白达仁这一人物，会有怎样的理解呢？
杨开道所说的自然是领袖人格，或者说是英雄人格。但如何才能了解普通人的人格呢？严景珊在描述白达仁时，讲述了一段有趣的经历：
在友谊关系的发展中，作者时时考察他的需要，送他食品或用品，如同一个朋友一样。在第三次谈话时，作者就说：“咱们以后日子长了，各人的脾气也知道了，我们终得大家研究研究……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你可不要客气，咱们反正是朋友。”他有时就直说需要什么东西，有时也非常客气，后来我渐渐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盐和咸菜，所以我时常送他，过年的时候则多送食物，在他觉得是无上光荣。他说：“以前在监狱里过年可真不好受，举目无亲还在其次，连过年的气味都没有。别人有人接见，送烧饼送肉，我现在也有了，还分给大伙儿吃一点，谁都知道是您给我送来的……所以更想到自由是一定要的，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买卖了。”（第26页）
这里的“朋友”是个非常重要的词。“朋友”并非社会上的固定角色和固定位置，社会也没有规定作为“朋友”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并非一种“面具人格”。“朋友”更多是一种相互的情感关系，不同的朋友之间能做和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样。白达仁在监狱里的生活，也不是按照犯人面具去行事就可以的。如果过年时有朋友关照他，他也会因此感到自豪。这也是朋友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
而且，对白达仁来说，朋友的意义远不止是送点东西，而是对人格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的谈话虽然趋向于往事的追求，可是，作者时时对他讨论问题，帮助他解决内心的冲突和犹豫不决的地方，往往以友谊的资格去劝导他走入正路。他是最需要一个人去指导的，不然他很容易听监内同伴的话而致堕落。这一点他的一位好朋友也承认，有一次作者去访问他的一个比较最要好的朋友——在前门外煤市街摆烟格子——他对作者说了许多关于白氏的生世和脾气，他说达仁是最不容交朋友的人，脾气太坏，只有他可以对付，因为他能了解他的脾气，又说，他需要一个正直的朋友同他来往，很容易走入正路。（第29页）
白达仁的这位朋友，明确提到朋友对白达仁的重要性。白达仁因同伴而堕落，他不易交友，但又容易受好友影响。这一点，与“面具人格”的特点截然不同。“面具人格”的特点是角色确定、行为规范，而朋友的影响并不确定，并无规范。纵观白达仁的一生，朋友对他的影响非常明显。在这一点上，他带有明显的“龙形人格”特征，即如龙一般，没有固定的形态和行为，而是随云气、天地的变化而变化。当然，白达仁的人格或许并非理想人格，他的行为无法与潜龙、飞龙、亢龙相比，更达不到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的神龙境界。但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于此可见，即人格并非遵循社会规定、被社会给予的面具，而是受周围朋友、同伴等的影响。这一点在下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他对于家庭，自从发现街头生活后，简直是家庭之外的份子，不喜欢家庭的“群”，而专留恋于街头的“群”，从人发起，就养成这个态度。认为朋友比家人亲切，专门同朋友商量生活计划，至于道德观念一方面，他根本没有想到窃盗是可耻的，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没有深刻地表白过，除了有几次极力声明道德上的自辩外，并没有其他感想。不过他并不觉得偷富人的东西是应当的，也不以为社会上财产制度不良——有许多窃盗往往声明他们的行为是劫富济贫——只是为个人生活的享乐而作案，如果出狱后有一个相当的工作，美满的家庭和几个好朋友，他也许可以走入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第141页）
在白达仁身上，严景珊抓住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朋友”和“义气”，这正是白达仁最接近“龙形人格”之处。因为朋友和同伴构成了龙形人格所处的环境，如山川大地。在不同的朋友和同伴环境中，白达仁会因朋友和义气受到不同影响。“至于道德观念一方面，他根本没有想到窃盗是可耻的，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没有深刻地表白过”（第141页），这一点也意味着白达仁的人格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性面具人格。严景珊所说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他不难回头，因为他对于朋友有义气，有责任，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第141页），深入了龙形人格的内涵，因为关键不在于某个面具（规范），而在于人格与周围（朋友）之间存在义气和友情关系，就像龙与天地云气之间的关系。
最后，严景珊对白达仁的人格做了全面分析：
以前各节是要解释达仁犯罪行为的社会因子，现在且把他人格的发展做一概括的观察。他的人格模型的分析是很有兴趣的，并不是因为他复杂，实在因为不寻常，现在分作下列各点来讲：一、他喜欢街市生活，更喜欢接交比他年长大的儿童或朋友。二、他处处要领导“群孩子兵”，命令他们，要表示可怜他们，讲义气，爱称霸。三、他富于冒险性，他会跟着不认识的人走，到毫无把握的地方去。四、生活上善于合群，不是个人主义化。五、对于每次犯罪事业善于诡辩和饰词，但是对于整个的堕落，他却愿意自己负责。
严景珊所探讨的白达仁具有怎样的人格状态呢？他喜爱街市生活，结交比自己年长的儿童或朋友，这其实体现了前面所说的“朋友”的重要意义。白达仁并不想基于自己的“个人”特质，找到某个确定的“人格”面具；恰恰相反，他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形成自己的人格，而且面对不同的朋友，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人格。与此类似，他处处想要领导“群孩子兵”的性格，就如同龙与云之间的重要关系（云从龙）。他富有冒险精神，会跟着陌生人前往毫无把握的地方，这更接近穿行于天地之间的龙的性格。他在生活中善于合群，没有个人主义倾向。这一点看似与冒险特性相悖，却恰恰表明这种冒险性格与朋友和同伴密切相关。“但是对于整个的堕落，他却愿意自己负责”（第140页）——白达仁自己也很清楚，他的人格是在与朋友交往中形成的，并非社会规定的“面具”，而是自己主动塑造的。这也意味着在接触不同的朋友和环境之后，他还有可能重塑自己的形态，这也是杨开道所提出的“龙形人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从严景珊对白达仁的描述来看，白达仁的人格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龙形人格”。他或许算不上杨开道所说的英雄，但却能够展现中国人有别于“面具人格”的人格特点。当然，对于白达仁的理解，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即他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其实较之很多中国人更为特殊——“他对于家庭，自从发现街头生活后，简直是家庭之外的份子，不喜欢家庭的‘群’，而只留恋于街头的‘群’。”（第141页）家庭在白达仁的人格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中国人人格中“家庭”的位置有何不同？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文字编辑：刘展华、曹佳韬
推送编辑：李家乐、陈立采
审核：田耕
文章出处：《北大社会学刊》第5辑。为方便阅读，本文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段落，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