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勤

提要：潘光旦与费孝通合著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于1947年发表，是科举社会史的经典之作。通过系统分析《潘光旦文集》中的相关论文、著作和日记，本文考察了潘光旦撰写该文时的思想、史料和方法储备，并考证了其成文的曲折过程。分析表明，潘光旦从优生学角度出发，执着于探寻清代巍科人物的血缘关系；而《科举》一文是他在构建巍科人物血缘网时与费孝通合作的意外之作、急就之章，在史料和论证方面存在一些遗憾。然而，由于潘光旦在史料、理论储备和统计方法上早有深厚根基，他从城乡和家世两个方面论证了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观点。《科举》一文又极具潘氏风格，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总之，将《科举》一文置于潘光旦自身的学术脉络中，有助于社会史研究者重新认识潘光旦的学术遗产，拓宽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科举；社会流动；潘光旦；巍科人物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此后百年间，由于科举制与传统中国政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不断涌现，成为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经典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再次掀起一股科举学研究的热潮：一方面，历史学家们致力于整理科举史料，建立多个大型人物数据库；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关注中西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比较时，重新认识到科举与家族的重要意义，并思考科举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对潘光旦、费孝通合著的经典论文《科举与社会流动》（以下简称《科举》）从问题意识、史料选择和研究方法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阐明该文对后来者的借鉴价值，是一项值得开展的工作。

科举金榜名录，图片来源：Wikipedia。

张天虹曾专门撰文系统回顾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相关研究，其讨论起点正是1947年柯睿格（Edward Kracke）用英文论述南宋科举与社会流动以及潘光旦、费孝通用中文论述清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论文。实际上，科举相关研究自20世纪初便在中国学界出现。刘海峰曾精选20世纪科举研究论文42篇并结集出版，以纪念科举废除100周年。将这42篇论文按主题和年代分类，可大致看出20世纪各时期科举研究热点的变化。

表1 20世纪科举研究代表性论文的主题与年代分布

表1显示，制度沿革类论文占比最高，且在各个年代均有代表作品。原因在于，科举作为一项跨越千年的考试制度，其本身在各个朝代的情况是历史学和教育学关注的重点。以启功的八股文研究、艾尔曼对科举考试中自然之学的研究为代表，考试内容和形式类研究主要在后期较为活跃。人才地理分布类论文在早期科举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如张耀翔的清代进士地理分布研究、傅衣凌的唐代宰相地域分布引领了研究风气；1980年之后，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关注“人杰地灵”问题的地理分布研究重返中心位置。

此外，社会流动在20世纪40年代是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1947年潘光旦、费孝通合作发表论文，探讨清代朱卷中体现的不同阶层和城乡之间（科举人才）的社会流动，同年柯睿格发表的宋代登科录中的进士家世分析也关注了社会流动，不过直至1987年萧启庆的元代科举与菁英研究才重新接续这一话题。社会影响在90年代成为热点，出现了一系列讨论废科举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论文。在域外传播方面，1943年邓嗣禹的科举考试制度西传考，1987年高明士论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的论文，是此方面的经典之作。

潘光旦，图片来源：Google。

在中国知网以“科举”和“社会流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近30年科举研究中的社会流动主题有三个焦点：一是与制度沿革相关，包括与科举形成竞争关系的捐纳制度；二是与新学教育和废科举的社会影响有关；三是与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的对话。

1962年，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出版后，引发国际学界对科举制度的浓厚兴趣，出现了大量的跟进研究，也存在不少批评和争议。1963年，孟泽尔（Johanna Menzel）编辑了一部有关中国科举与人才选拔的论文集，除何炳棣的论文外，还摘编了柯睿格1947年的论文，并且选取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一文的城乡比较部分，以“城乡的机会不平等”（“City and Village: The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为名发表。张天虹在系统回顾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脉络时指出，潘光旦、费孝通的《科举》一文关注家世在直系血亲父子关系上的影响，何炳棣接续柯睿格、潘光旦和费孝通的研究开展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张天虹还指出潘光旦将优生学理论与家谱、朱卷、地方志等文献相结合，研究了91个嘉兴望族及其人才盛衰情况。

总体而言，以往科举研究者对《科举》一文的理解与引用多集中在问题和史料方面；潘光旦思想研究者则侧重于思想和问题，较少关注史料与分析技术；社会流动与分层研究者更多引用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中的相关论述，很少探讨《科举》一文的思想脉络、史料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当前，有三项研究针对潘光旦、费孝通的《科举》一文展开专题讨论。吕文浩长期研究潘光旦思想，认为潘光旦擅长社会理论与历史文献，费孝通熟悉城乡社会学，两人在这篇文章上相互补充、合作。林介宇、张亚群细致分析了潘光旦两人对该文的贡献，提出潘光旦强调科举的人文选择功能，运用现代家谱分析法和社会统计方法，注重开发家谱和朱卷文献，梳理了潘光旦的思想脉络和该文的主要贡献。胡鹏在对何炳棣方法论的溯源过程中，重点探讨潘光旦、费孝通的这一研究及其与何炳棣科举流动研究的传承关系；他在系统回顾朱卷史料价值后，认为何炳棣未能充分认可潘光旦的研究意义和朱卷的价值。

上述三项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其一，对于潘光旦、费孝通撰写这篇论文的实际过程，以及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均未进行分析，因而未能指出该文“意外之作、急就之章”的本质。其二，这三项研究都未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核心方法论的角度，对《科举》一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细致分析。因此，潘光旦、费孝通合作撰写此文背后的社会科学问题、史料和方法基础，仍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此，先回顾一下《科举》一文的结构和观点：第一节为引言，探讨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理论问题；第二节论述史料，介绍了915份清代贡生、举人和进士朱卷的时空分布；第三节利用世居地信息进行城乡比较，分析城、镇、乡三类居地产出人才的情况；第四节利用上行五代功名信息开展家世分析；第五节将城乡分野和家世分野相结合，讨论城市和乡村中无功名家庭的比例并无显著差异。

在1962年的著作中，何炳棣引用了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和《科举与社会流动》。何炳棣在承认朱卷用于研究家族重要性的同时，指出朱卷史料用于研究社会流动的不足之处：

（朱卷）研究举子的祖宗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可提供精准的信息，来考察他们家庭祖宗三代中是否产生过科举高第的举子或官员。可惜现存的朱卷并不多，而且其涵盖的时间年代与地理分布极不均衡；削减了以之作为研究社会流动资料的价值。

由于朱卷在年代和地理分布上不均衡，何炳棣放弃朱卷，选择按科次登载全部有功名者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信息的登科录和同年齿录等史料进行分析。何炳棣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与动辄上万人且每科次都有完整截面数据的登科录和同年齿录相比，自然流通状态下收集的几百份朱卷显然不是最适宜的史料。

不过，仔细分析潘光旦的论著和日记就会发现，潘光旦与何炳棣的问题意识略有不同：潘光旦基于优生学视角进行人才分析，特别关注地理、婚姻和阶层三种流动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潘光旦才选择朱卷这种能够兼顾地理、婚姻和阶层的资料。此外，正如下文即将指出的，在研究方法上，潘光旦对社会科学量化方法的理解比何炳棣等历史学家更为深刻，因此其对统计分析的处理也更具社会科学性。

通过将《科举》一文放回到潘光旦的思想体系中，本文清晰梳理出这篇论文背后的问题意识流变、史料筛选过程以及方法分析基础，从而从学理上夯实潘光旦、费孝通的《科举》一文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作为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奠基石的地位。

（一）西方的优生学说与社会流动理论

潘光旦赴美留学，学习优生学。当时，优生学家对天才或人才（社会）来源问题有着特殊兴趣。1928年，在《优生概论》一书中，潘光旦介绍了大量欧美社会统计调查资料的结果。在回应周建人对《中国之优生问题》的批评时，潘光旦列举了多个欧美优生学著名调查的分析结果，考察了用科学方法研究智力遗传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与阶层的关系。他介绍了戈尔登（高尔顿）、克拉克、卡泰尔和霭理士等人开展的有关科学家、文学家、天才人物在社会阶层方面存在差异的研究，主要是典型的四个阶层—智识阶级、实业界、工人阶级、农业劳动者—产生人才的差异性。

表2 欧美优生学中的人才与阶层关系研究

西方优生学传统上借助智商测验来识别天才，或衡量特定职业人才（如科学家、文学家）。学者们对孕育这类天才和人才的家庭背景兴趣浓厚，以职业为基本划分依据，考察不同阶层产出天才和特定人才的差异。潘光旦觉得卡氏和霭氏的分析十分有趣，他将各阶级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和在科学家、成年天才中的占比进行对比，发现智识阶层在总人口中占比最低，但产生人才的占比却最高；工农阶层占比最高，产生人才的占比却与之不成比例。潘光旦还强调，阶级有资产标准和职业标准之分，英美优生学研究大多采用职业标准，所以有可能应用于中国：中国传统时代的功名更接近职业标准，而非财富标准。

除了在译介西方优生学作品时关注阶层和人才，潘光旦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有一节“西洋人才研究之大势”，再次回顾戈尔登等人的人才研究，还加入了摩西士的美国演员家世研究。不同类型的人才如何聚集并持续产生，是优生学首要关注的问题，不同阶层产生人才的差异则是其次要关注点。当时学界的关注重点在于血缘和姻缘，尚未涉及其他社会层面的流动机制如何促进天才或人才的产生。

从这个角度讲，潘光旦前期的研究，引经据典地介绍西方优生学的发现，并尝试利用社会调查和家谱研究中国的家庭问题，是受到优生学传统的影响。而后续科举研究的起因是戈尔顿等西方学者“服膺中国传统制度”，从而使潘光旦对科举制度的优生作用产生兴趣。吕文浩曾总结道：

优生学的创始人高尔顿（即潘书中的戈尔顿）在他的《遗传的天才》（1869年出版）中就对中国科举制的优生作用心仪不已，并曾设法搜集有关材料，这对于身为中国人的潘光旦也有不少的激励。科甲人中的血统关系，曾是潘光旦后来多年专题研究的课题，而追根溯源，实发轫于此时。后来，潘光旦明确地将家族制度和科举制度列为“暗中呵护”中国民族的两种文化势力。

《遗传的天才》，高尔顿著，图片来源：Amazon。

戈尔顿寻找中国科举顶尖人物血缘联系的想法，使潘光旦对五四运动以来社会主流全面否定科举的观点有所保留，潘光旦认为科举考试能够体现智力差异：

中国至少有一部分的心理学家承认八股文的写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而不是知识测验或记忆测验……则我们要寻找智力遗传的资料，最大的富藏无疑的是在中国，而不在任何其它的国家。即就清代而论，以前所称的科名佳话，如同祖孙会状，叔侄状元，父子鼎甲，五子登科，兄弟同榜等等，全都可以做智力遗传的上好的论证。

潘光旦认为，科举制度有着重要的优生价值。此外，科举制度不只是一个选拔人才的机制，它还拓展了读书人的社会交往空间，甚至推动了他们之间的联姻。虽然深受优生学理论影响，但潘光旦也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流动理论。潘光旦很早就留意到以苏洛金（Sorokin，即索罗金）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流动概念。他在为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李树青著作所作的序中，还专门介绍了“社会流动”概念，对向上流动的社会之梯（social ladder）和向下流动的社会之筛（social sieve）都做了特别说明。

另外，潘光旦提出人口流动有三种类型，分别是空间有形的流动（地理空间）、空间无形的流动（职业类型）以及人口分子在社会地位上的升降，即阶级间的升降（阶层地位）；这第三种，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流动。潘光旦认为“流”字的翻译非常准确，流品、未入流等概念都是中西相通的，若翻译成社会移动或者社会变动，就会失去这种妙处。

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流动概念考察不同家庭出身的人在社会职业阶梯上的上升或下降，这是对优生学角度聚焦天才、人才血缘关联的一种突破，关注重点从生物角度转移到了社会制度。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联，正是在这种中西思想比较的过程中产生的。

（二）中国的儒家学说：阶层的差等与流动

潘光旦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发表了两篇专门讨论儒家思想的文章—《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与《孔门社会哲学的又一方面》，将中国儒家学说中有关个体变异、社会差分（或说秩序与阶级）以及社会理想的内容，同西方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在存在差别和等级的情况下，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成为阶层流动的重要来源。

人类之生而各异，孔门既已承认之。故其第二步在设法在个人方面，则使人人各得发育之宜；在社会方面，则使人与人之间，不因差异而相害，而因差异而相成。

潘光旦在批判科举制度选拔范围日益狭隘的同时，也不忘肯定科举制的选拔功能：

选举制下之社会分子不仅划为智识与非智识二阶级，智识阶级中复分别等第，自成若干小阶级。夫以聪明才智作社会差等之根据，固本论所深许者也……故自生物学观点下立论，科第之制可使社会差等之分际益彰，而其所用之一种工具则类似配偶也。差等之分际彰，即才智之积聚盛，而国家之种种人才，不患无所取给矣。

因此，科举不仅能够区分社会阶层，还可通过婚姻促进才智的积聚。潘光旦早已察觉到智识阶级的流动情况。对应西方的职业阶层，潘光旦将中国的人口职业结构划分为官吏、智识阶级、非智识阶级（细分为农、工、商）；智识阶层能够进入官吏阶层（入仕）；由于科举选拔考试的存在，智识阶层和非智识阶层之间存在双向流动（向上和向下）。潘光旦强调差分和差等的区别，强调阶级是一种自然现象，其特别之处在于：

中国有阶级之分，然士人阶级与非士人阶级之分际甚疏，士人可降为农工商，而农工商可跻于士林，有如化学中之可逆作用，往复不定，故上文图表中，智识阶级与非智识阶级之间如往复二天，以示此种变迁之迹。西方社会则不然，其宗教，种族，国籍，政党种种区别往往使穷贱而有志者无以自白。

从民众感受和种族保存两个方面出发，潘光旦阐述了中国社会流动性较大这一基本判断：

一是就民众而论，是不是在社会里，特别是在所谓社会的阶梯之上，可以升降自如，不受任何身体以外的限制？用社会学的术语说，中国社会里社会级层间的“社会流动”是不是相当的方便？其实这也不外上文公道之说。至于此制度的种族效用，我后来也曾经从详讨论过……西方优生学者中服膺中国科举取士制的人也不一而足。

在中西比较的过程中，优生学说和社会流动理论开始围绕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和科举这两大“文化势力”，在潘光旦的论著中产生交集。

（一）家族与科举相关关键词的分析

潘光旦在《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两个制度的讨论》中曾明确论述家族制度与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在将全文进行OCR识别之后，以“家族”“家谱”“科举”“社会流动”“巍科”和“朱卷/朱墨卷”为关键词，对其在《潘光旦文集》中的出现频次进行统计，结果如表3。

表3 《潘光旦文集》中科举相关关键词频次分布情况

在总共14卷的文集中，“家族”一词出现的次数最多。即便不包含翻译的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中的“家族”一词，其出现次数仍多达433次；其次是“家谱”，共376次；再次是“科举”，238次。除第4、14卷这三个关键词在其他各卷均有出现，这表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潘光旦对家族问题、科举问题以及家谱史料极为关注。具体来看这三个关键词出现次数尤其多的卷次，可知关于“家族”的议题在第9卷（1935—1944年的文论，共103次）、第5卷（《优生与抗战》《自由之路》，共64次）以及第1卷中的家庭问题和优生概论部分也多有提及。“家谱”作为一种议题兼史料，主要出现在第8卷（1914—1934年的文论，共137次），在1935—1944年、1945—1962年这两个时期的文论中也多次出现，其出现次数甚至多于收录嘉兴望族研究的第3卷。“科举”与“家谱”一样，出现次数排在前三位的是第10卷（1945—1962）、第9卷（1935—1944）和第8卷（1914—1934）的文论集，尤以收录《科举》一文的第10卷中出现次数最多。

上述分析表明潘光旦的确十分重视家族和科举这两项社会与文化制度。他由优生学中的人才讨论进而关注到中国古代人才的产生，再关注到家族（血缘）和科举制度在维持人才选拔与匹配方面的功能，这便是潘光旦持续研究家族和科举问题的内在逻辑脉络。

具体到科举问题，在《潘光旦文集》中有三个主题词——社会流动、巍科人物和朱卷（朱墨卷）。如前文所述，“社会流动”是从前述优生学理论向社会分层分析方法转变的重要节点，它较早出现在伶人血缘和人文史观等论著中，在《科举》一文中最为集中。“巍科”这一话题受戈尔顿寻找状元血缘的启发，一直在潘光旦的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潘光旦日记》中，讨论巍科人物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话题多达17次。1947年，清华图书馆补充购置的第一本古籍就是张惟骧专门讨论明清巍科人物谱系的史料集。事实上，在潘光旦原先的设计中，“朱卷”和“朱墨卷”是为分析巍科人物的血缘、姻缘关系网络服务的。因此，“朱卷”集中出现在1937年的嘉兴望族一书以及1947年的日记中。

（二）科举、社会流动下子议题的评价

针对《潘光旦文集》中的238处“科举”和45处“社会流动”内容，我们分别从中选取了67个和16个内容较为具体的段落，考察其上下文，对具体细分主题进行总结归纳，并将评价分为负面、中性和正面三类；再依据三个时期对潘光旦关于科举和社会流动的评价进行统计（表4）。

表4 《潘光旦文集》中针对科举和社会流动相关评价

首先，从评价的时期分布来看，科举相关内容贯穿三个时期，其中在1935—1944年的第二时期出现得最多；而社会流动的评价仅在1935年之后的两个时期出现。其次，从负面、正面和中性评价的角度看，潘光旦对科举的评价以正面（67个中有39个）和中性（67个中有18个）为主，负面评价仅占15%（67个中有10个）；在针对社会流动的16个评价中，没有负面评价，全为正面（16个中有12个）和中性（16个中有4个）评价。

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全部21个子议题的详细情况。不过根据统计，按出现次数从多到少排列（最多8次，最少1次），这些子议题包括社会评价、考试资格、巍科人物、选拔功能、职业出路、社会功能、废科举、婚姻关系、家族制度、考试内容、社会流动、文化选择、朱卷履历、地理分布、考试精神、社会理论、儒家思想、社会影响、血缘遗传、科举会馆、科举履历。虽然这一统计并不完整，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明在潘光旦的思想体系中：从优生学角度看，科举至少是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八股取士类似于智力测验；从社会流动角度看，科举是正向的、具有现代文明内涵的概念，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或许可相媲美。

科举放榜时的情景，图片来源：Wikipedia。

下面依据两个标准展示潘光旦的具体评价段落：一是多次强调且前后观点与评价一致的；二是正面与负面评价并存或者前后观点和评价有变化的。在第一个时期，潘光旦对科举的评价，以社会评价、选拔功能、婚姻关系和考试内容方面为最多。前三个子议题均与潘光旦试图从选拔功能和婚姻关系角度，也就是优生学角度来塑造科举的正面形象有关。例如在评价科举的选拔功能时，以下例子最为明确：

关于科举取士之制……我在《优生问题》里说：“聚一地之优秀分子而考验之，为之分等级次第；可比之绝大规模之智慧测验”。这是三年前的话。去年北京师大心理教授张耀翔先生做了好几篇关于科举制度的文章：他由详细分析得来的结论，竟与我从一般观察所得的不谋而合。

关于科举与婚姻关系，典型评价如下：

英国人文主义的哲学家席勒说：罗马所以灭亡的理由，中国都有，但中国未亡，为的是他有三千年来选举与科举制度的存在，不知怎的把民族中优秀的成分保留了，没有让它失散。以我们看来，科举制度的所以有此能力，正因为它很早就和婚姻的习惯钩搭在一起的缘故。

对于科举考试内容，即八股取士，潘光旦的两个评价均为负面，且并不避讳科举存在的问题：

科举制之狭隘也……唐用三科十九目，包罗最广。宋制最狭，熙宁贡举新法，至唯经义是尚。元试四书，以《朱子章句集注》为限，尤为舍本逐末。至宋用帖括，明用八股，不仅范围局促，方法亦且机械不堪问矣。科举制度为自来社会优秀分子自拔于社会之唯一阶梯，故其范围之广狭，方法之宽密，攸关社会选择问题者至重且大。

在第二个时期，考试资格和巍科人物这两个议题的讨论最多。考试资格涉及科举阶梯“范围之广狭”。这一时期四条有关考试资格的评价均与伶人不准参加科举有关，潘光旦对伶人不准应举颇为惋惜。在研究开封犹太人和湘西北的古代巴人时，潘光旦提到科举资格对这两个特殊群体融入社会主流、促进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允许开封犹太人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参与政治生活，是他们被同化的另一原因。

可知这人是秭归人，也可知在唐代中叶，当地巴人已有出而应科举考试的。

巍科人物是连接优生学传统的重要话题，主要出现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优生原理》和《近代苏州的人才》这三篇论著中。受戈尔顿影响，潘光旦试图找出科举顶尖人物之间的血缘和姻缘关系。1949年，潘光旦在《优生原理》中如此评价自己的研究计划：

在此姑且引一个尚未完成的研究稿子做一个例子。科举考试里最成功的人物我们叫做巍科人物……清代260年间，共举行过会殿试112科，以5乘112，共得巍科人物560个额子，这560个额子，据编译者调查所及，已经可以指明至少有42%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即属于同一个庞大的血缘网。

下文将表明，潘光旦对巍科人物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结合上述《潘光旦文集》中家族和科举议题的脉络演变，再考证其日记中的记载，读者就容易理解《科举》一文的背景了：潘光旦仍然执着于寻找巍科人物的血缘关系网，而非朱卷中的家世本身。

（一）从家谱到朱卷：研究巍科人物关系网的“锲而不舍”

潘光旦在家族和科举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以往科举人才地理分布问题，转至优生学上产出人才概率的差异研究；而他始终对巍科人物兴趣浓厚，认为科甲人物的血缘与婚姻关系，是可与西方国家天才、人才理论相较的最佳对象。前人对进士地理分布等的研究，并未专门分析科举金字塔尖人物的血缘和婚姻关系网。

据吕文浩考证，1921年，22岁的潘光旦在清华大学修习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时，于课上完成了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探究明代杭州女子死因的《小青的分析》一文。梁启超认为，家谱是探究人口学史实最重要的史料，极为珍贵却未受重视。这种观点影响了潘光旦的家谱研究。检索潘光旦著作年表（含未公开发表者），有8篇论文、2部著作标题含“家谱”；最早的是1929年的《中国家谱学略史》，1937年编成的《家谱新论》和1949年待刊的《家谱、传记与人才》均已佚失。

1937年成稿、1947年出版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综合运用了家谱和朱卷，分析了望族传承社会地位的能力。书中他对家谱资料如此介绍：

有两个比较最感兴趣的研究题目：一是家谱，二是人才……《明代以前画家的分布与移植》和《近代伶人的血缘的研究》是专以一种人才的流品做对象而不限于地域的。《近代苏州的人才》是专以一地方的人才做对象而不限于流品的。至于打通家谱与人才两个题目的研究，我还没有尝试过。

本篇资料的来源，最重要的一个是《嘉兴府志》，其次要推盛枫的《嘉禾征献录》。即把谱学与人才之学打通。但是征献录仅有世系考证，没有婚姻关系。因此只能利用家谱这种资料开展研究。

除了地方志和家谱外，潘光旦很早就认识到朱卷这种小型族谱可辅助考证重要历史人物的家世信息。1934年，潘光旦前往清华任教，战前清华图书馆收藏有大量朱卷，他自己也收集了一部分。他对朱卷履历做了如下介绍：

朱卷必具履历；履历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个题名，等于一本简略的家谱；这谱的最后几世也往往叙到婚姻关系，所以可用。我手头藏的嘉兴人的朱卷共有26种，其中16种是多少有些用处的，这16种的作者和所属科分见篇末参考书目中。

潘光旦对朱卷记录科举人物履历的功能评价颇高。朱卷主要包含四个部分，除姓名、籍贯和年龄外，还涵盖血缘关系（世系）、文化关系（师承），旁系和母族也有记录；蒙师、业师等各类老师均有记载，兼顾生物与文化因素，比一般传记更客观、具体，因此“科举时代的朱卷，要比任何传记文字高明多了”。

朱卷可与家谱匹配，成为研究科举人物的重要史料。不过，如前文所述，潘光旦当时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巍科人物。1937年，他已经形成完整的开展巍科人物研究的思路。在1937年7月的日记中，潘光旦回顾了清华南迁前后已做和拟做的研究，其中就有巍科人物的血缘关系网。也正是在1937年，潘光旦利用嘉兴一府的材料，对巍科人物的血缘和联姻问题开展研究后发现，嘉兴府明清时期的巍科人物，60%以上都在一个血缘关系网之内：

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清代共有520名……嘉兴府明代得12人，清代得28人，共40人。明代12人中，落在我们网里的10人，漏网的只2人，为83.3%与16.7%之比。清代28人中落网的17人，漏网的11人，是60.7%与39.3%之比；合之，40人中，落网的27人，漏网的13人，是67.5%与32.5%之比……府境以外，因为婚姻关系的缘故，也有不少人落网或至少是带在网上的。

1947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开始着手重建图书馆馆藏，工作包括收回清华原藏古籍和购入新古籍。这一过程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在此期间，虽然偶尔涉及家谱，但重点是朱卷。朱卷主要源于清华大学原藏古籍的回收以及旧书商的推荐，收集时间集中在1—5月。关于清华大学旧藏古籍的回收事宜，1月开始筹划，2月时清华大学派出阮惟吾、贾迅二人前往太庙协助图书整理；5月，燕树棠等人陆续将旧藏运回清华。

1947年清华图书馆重建，图片来源：清华大学图书馆网站。

表5 潘光旦1947年日记中有关朱卷收集记录

5月中，旧藏朱卷陆续被送回清华，潘光旦开始正式整理近千册朱卷，并按照人名为序制作编目卡片。与此同时，有书商投其所好，不时推荐各类朱卷到潘处。其中，6月12日新购的朱卷最多，达300余册。1947年全年，潘光旦接触的朱卷有1200余册，其中900多册为“收回”的，300多册为“新购”的。表6显示，整个6月潘光旦都在“忙里偷闲”“夜以继日”地整理朱卷：6月共有22天明确有检视朱卷的记录，他午后、晚上都在处理，甚至熬夜工作；费孝通和潘光旦的女儿潘乃遂也参与其中。

表6 潘光旦5月、6月整理朱卷、商议写作

在上表的27条记录中，“识其与巍科有关者”被提及共计6次，然而其中却未曾有一次涉及城乡差异或者子代、父代功名的代际流动分析。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尽管潘光旦在6月就已邀请费孝通一同检视资料，但潘光旦仍然执着于从朱卷中寻找与巍科相关人物的血缘和姻缘关系，以扩展其巍科人物关系网。很可惜的是，潘光旦仅发现了明末清初史学家姜宸英的朱卷，姜宸英在70岁高龄时位列康熙三十六年（1677）殿试第三，不过其履历已经缺失。潘光旦在5月、6月对朱卷进行编目和检视时并没有特别的收获，于是朱卷整理工作于6月30日突然停止，在7月、8月的日记中再无朱卷相关字眼出现。不过这并不妨碍潘光旦继续围绕巍科人物展开讨论。与此同时，费孝通在这两个月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即两人合作共同完成对中国士大夫的研究。

表7 潘光旦7月、8月研究巍科、朱卷与士大夫

从7月、8月的日记相关记载来看，这两个月潘光旦工作的核心在于补缀巍科人物的关系图谱。如前文所述，巍科人物血缘网耗时十余年，是潘光旦一心想要完成的任务，然而在补充近千份清代朱卷之后，他未能形成可发表的巍科人物血缘关系网研究成果。潘光旦有宏大的格局，但在打通“谱学”与“人才之学”时遇到了实际困难。

（二）从阶层到城乡：费孝通的加入与朱卷研究“收之桑榆”

潘光旦的巍科研究为何受挫？朱卷史料中有大量举人、进士的家世与联姻信息，其中的巍科人物也不在少数，但当时的研究条件并不允许：在没有家谱、朱卷人物数据库支撑的情况下，通过人工卡片构建一个近千名朱卷人物的关系网络，简直难如登天。那么，在花费数月整理千余册朱卷之后，潘光旦又如何推进下一步研究呢？

依据《潘光旦日记》，吕文浩对两人合作《科举》一文形成如下基本判断：（1）潘光旦重视历史视角和史料，费孝通重视城乡关系；（2）两人合作承担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士大夫”课题；（3）费孝通负责起草《中国士大夫》的第一章，由潘光旦修订，而潘光旦作为第一作者完成了《科举》一文，二者均为“中国士大夫”课题的初期成果；（4）潘光旦想通过朱卷的家世资料探讨士大夫的产生。

吕文浩对潘光旦和费孝通“中国士大夫”课题合作的描述总体合理。遗憾的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中国学者项目中未能查到潘光旦或费孝通的这一研究项目。如前所述，潘光旦显然对巍科人物的血缘网络更感兴趣，而非士大夫的产生问题。

同时，吕文浩认为费孝通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城乡比较视角。这一观点应该是可靠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在该文的贡献可能仅限于此。费孝通擅长城乡社会学，对历史、科举和社会流动均无特别兴趣：在20卷的《费孝通全集》中，除与潘光旦合作《科举》一文外，“科举”仅以背景信息的形式出现25次；自始至终没有“巍科”和“社会流动”字样。

《费孝通全集》，图片来源：豆瓣。

潘光旦1947年的日记于9月2日截止，其中没有任何关于《科举》一文写作与发表的记录。所以，《科举》一文真实的分工与定位似乎难以定论。不过，通过上文对潘光旦问题意识的来源、《潘光旦文集》中的家族与科举议题以及《潘光旦日记》的分析，再加上《费孝通全集》提供的侧面证据，可得出如下判断：《科举》一文是潘光旦收集、整理朱卷后，在主攻巍科人物网研究遇挫的情况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一个副产品。

潘光旦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执行委员，但同样面临课题的结项压力。在此情形下，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他接纳费孝通有关城乡比较的建议，由潘光旦执笔，从家世和城乡两个人才产出的角度，于9月完成《科举》一文，经两人共同审定后，10月发表。实际上，潘光旦本人对城乡问题也一直有所思考，他曾区分地域间的品质和城乡间的差别：

关于地域间品质的调剂的一部分政策，可以两方面说：一是较大的区域，如中国的南北部，或各大河流域，或省区间的；二是都鄙间的……城乡之间的被称为都鄙的差别……都市是有向乡村吸收比较优秀的人口分子的能力的，但它只知吸收，不知维护，不特不能维护，并且善于毁灭。

这一批评城市只知吸纳乡村人口而不知维护乡村人口，是在与科举时代比较的情境下形成的，这也正是《科举》一文中明确论证的观点。科举时代，中国乡村尚能产出相当比例的人才，这是传统中国科举制度下人才产生方式的特殊之处。因此，潘光旦将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话题转换为城乡间人才产出差异的视角，并无障碍。另一方面，把对科举金字塔尖巍科人物的血缘和姻缘关系网的分析，转换为对科举金字塔中坚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家世的分析，只是按照朱卷中本有的上五代有无功名情况进行分类，统计起来并不困难。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潘光旦为耗费半年时间开展的朱卷收集、整理和研究画上了一个计划外的句号。

（三）《科举》一文的研究方法镜鉴

由于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有着长期的积累，虽然从写作过程而言，《科举》一文属于“急就之章”，但在当时依旧是非常前沿且具有突破性的研究。下面将从史料选择、分类比较和中西比较这三个方面，参照柯睿格1947年的论文以及何炳棣1962年的著作，分析潘、费《科举》一文的优点与不足，为当下学界在新形势下开展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提供参考。

首先，看史料的选择。

在好的量化历史研究中，需要在样本代表性和变量多样性之间达成平衡，但总会有所取舍。变量简单划一、样本量大的史料，如仅有科份、姓名、籍贯和名次的进士题名录，更适合进行量化研究；而若要开展更细致的分析，则应选取变量更多但样本量相对小的史料，如包含更多家世信息的乡会试同年齿录或者朱卷。

何炳棣已经指出，虽然朱卷包含的信息（变量）很多，但《科举》一文中朱卷的数量不够多，难以涵盖足够的区域和时期。进一步从社会科学视角对朱卷数据和乡会试录、同年齿录进行比较，特别是从史料产生、流传的机制来看，朱卷确实存在劣势。其一，朱卷以传主个人为单位制作和流传，在自然流通状态下被后来的学者和机构收集，较易产生选择性偏差；相比之下，乡会试录和同年齿录带有官方文书属性，以省份和科份为单位流传，可视为特定地区和科次的完整截面数据，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差。其二，由于其收集机制，朱卷在时期和地域分布上确实很不平衡，19世纪中后期的朱卷居多，江浙两地和直隶的居多；无论是清华大学收集的朱卷还是上海图书馆收集的朱卷，名列前茅、家世显赫或仕途亨通的举人、进士比例可能都偏高，这必然会影响分析的有效性。

相比之下，柯睿格1947年的论文利用了南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两份进士登科录，其中分别包含330人和601人的家世信息，这些均为完整截面的数据。何炳棣1962年的研究更进一步，他采用进士登科录、乡会试录、同年齿录、生员录等完整的科举履历和名录作为主要研究资料，从而提供不同时空下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的截面名单数据。从适用于量化分析的角度而言，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资料都比朱卷更为理想。

然而，郝若贝（Hartwell）、韩明士（Hymes）等人指出，何炳棣数据分析存在的最大缺陷，即缺失了旁系、母系等信息，这可能会导致高估平民向上的社会流动空间。正如潘光旦所说，朱卷涵盖了个人履历、家世、婚姻和师承等生物、文化类信息，在家世方面还包含同年齿录和乡会试录未录入的旁系叔伯以及母系外祖、舅父等信息，所以能够用于回应此类问题。遗憾的是，由于《科举》一文是1947年9月的“急就之章”，旁系、母系和师承信息均未被纳入潘光旦和费孝通的数据分析之中。潘光旦最终选取的四组变量分别是应试年份（皇帝年号）、籍贯（省份）、世居地（城、镇和乡）以及家世（父、祖、曾、高、五世祖的功名，分为无、下、中和上级功名）。

可见，潘光旦认识到了朱卷史料比其他科举履历信息更为丰富的特点，却未能充分加以利用。本文作者于十多年前发现这一情况后，便在导师龚启圣教授的支持与指导下，开展了一项以《清代朱卷集成》为核心史料，分析家世如何影响举人考进士的博士论文研究。在建立朱卷人物数据库之后，利用朱卷中丰富的母系与旁系信息，正面回应郝若贝等人对何炳棣研究的批评。虽然样本量从915人增加到4000余人，但最大的挑战仍然是朱卷数据是否构成一个无明显选择性偏差的可靠数据来源。为此，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家庭类型间关键指标的差异，我们证明当朱卷样本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这种潜在的选择性偏差并不影响核心分析结果。这进一步印证了潘光旦对朱卷的首倡之功，更新了学界对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中史料特性的认知。

其次，看分类比较的方法。

柯睿格1947年的论文和何炳棣1962年的著作，均根据上三代（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功名和官职情况划分官绅等级，并考察平民阶层和下、中、上层士绅中产生举人、进士的百分比，只是单变量的比例分布表。直至现在，相当多的历史学论著仍然沿用类似方法。与此不同的是，潘、费《科举》一文采用了社会统计学的双变量分类比较方法，充分利用籍贯、城乡和家世变量，开展地域、阶层和城乡之间人才产生差异的分析。

从表2就可看出，潘氏总结英国、美国的人才以及父亲职业阶层问题的计算方法和研究过程，是根据家庭背景进行编码，再考察不同阶层产出人才概率的差异。潘氏最早在1935年的《近代苏州的人才》一文中，就将这一视角和方法应用于传统中国社会，表8可证：

表8 清代苏州人才中巍科人物占馆选人物的比例

与罗列某群体在样本中占比的单变量分析不同，潘光旦通过构建巍科人物占馆选人物比例这一指标，证明了吴县的人才产出率高于苏州，苏州高于江苏，江苏高于全国。这是潘光旦参照表2中欧美学者研究方法的转化应用。某群体在总体中的占比和在目标群体中占比的比较方法，后以“辈出率”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化的民国大学生等研究中。这类分析需要透彻理解统计学中的总体和样本概念。

正因有这样的统计学基础，《科举》一文充分利用了从915份朱卷中抽取的四组变量，除去时代因素，将省份、阶层和城乡三者反复比对，考察清代科举制度下社会流动的空间宽窄问题。具体而言，表1列出了915本朱卷传主的籍贯省（数量）；表2列出了传主的应试年代（年号，数量）；表3列出了传主世居地的城、镇和乡的分布（数量及百分比），发现41.16%的传主世居地为乡村；表4、表5是展示省名和世居地关系的列联表，考察直隶、江苏等七个朱卷数量较多省份中城、镇、乡的人才分布情况，并结合土地制度展开讨论；表6—9是一组嵌套表格，先考察915名贡生、举人、进士中父亲的功名（按无功名，以及下、中、上级功名分类），再考察306名父亲无功名者的祖父功名，接着考察192名父、祖均无功名者的曾祖父功名，最后考察152名三代无功名者的高祖父功名。最后四代无功名者有129人，潘光旦也考察其中无功名者人数，但未列表。

由此，得出文章最为人所知的结论：五代之内均无功名者占比为13.33%，代表科举实际向平民开放的上升道路宽度。表10、表11分别列出上五代无功名者、父亲无功名者的城乡分布，发现城乡之间并无显著差别，说明科举成功者无论在城还是在乡，都可能有相似的家世背景。

《科举》一文中与朱卷样本统计相关的有11张表，其中表1—3是核心变量的取值分布，其余8张表为双变量分析。潘、费在仔细考量不同省份、城乡、阶层的差异时，运用了分类变量列联表分析法，这一方法明显区别于历史学家的方法。据此，《科举》一文尾注提到“本文的统计工作，曾由袁方先生助理”，并且日记中记录袁方协助整理乡会试履历工作，基本可以认为，潘光旦掌握的统计学知识相当丰富，袁方应该主要承担了朱卷履历中清点人数方面的研究助理工作。

最后，考察《科举》一文的中西比较特色。

《科举》一文第六节“结论与讨论”中，表12列出了喀戴尔（Cattel，即前文表2中的卡泰尔）所统计的美国科学家的社会阶层来源，即自由职业、工商业与商业、农业这三者在科学家中的占比，以及美国总人口中这三个阶层的占比，表明3.1%的自由职业者产生了43.1%的科学家，而44.1%的农业人口仅产生了21.2%的科学家。表12、表13分别引述了克拉克（Clarke）所做美国文人的社会阶层构成情况，以及苏洛金书中转引的俄国优生学家费立泊正科（Philiptschenko）的俄国八个阶层产出一般科学家、作家、大科学家、科学院院士的比例。如前文第二节所述，早在1928年，他就对这类数据有过详细介绍，此处信手拈来，用于比较中西社会流动的阶梯宽窄问题。

俄国优生学家费立泊正科（Philiptschenko），图片来源：Wikipedia。

在这部分，潘、费论述的重点不再是13.33%的上五代无功名比例，而是中国乡村产生了41.16%的贡生、举人和进士。从社会学角度看《科举》一文，再结合原文中对中西方不同阶层产出人才的差异比较，应该说，除了上述双变量分析之外，城乡分析部分明确运用了总体和样本的概念，在无法获取各阶层总体分布的情况下，将传统时代相似的乡村人口比重作为一个总体参照，从而突出在跨国比较中，中国科举制度使乡村人才产出率不比欧美低，甚至更高的特点。通过利用城乡差异而非阶层差异，潘、费的《科举》一文从社会科学角度切实论证了中国传统时代在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卓越地位。而先前从历史学和教育学视角考察《科举》一文的研究，显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本文以《潘光旦文集》中的论文和著作资料为依据，围绕1947年潘光旦与费孝通合作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展开一系列考证工作。首先，本文论证了《科举》一文问题意识的来源，包括西方的优生学说和社会流动理论以及中国的儒家学说。其次，通过对《潘光旦文集》内容的分析，梳理了潘光旦关于科举与家族这两大文化势力的论述。发现潘光旦从优生学角度关注家族和科举，尤其关注科举中巍科人物的血缘与姻缘网络，这构成了《科举》一文的主要背景。潘光旦对科举制持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他对八股取士多有批评，但对科举促进社会流动则给予积极评价，这是其与西方优生学说、社会流动理论进行对话的基础。

最后，分析《科举》一文的史料运用、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可知，该文延续了潘光旦对科举巍科人物强烈且持久的兴趣，但因形势所限，只能放弃以朱卷补充巍科人物网的设想，转而利用籍贯、城乡和阶层三组变量，针对科举制下社会流动的阶梯宽度问题开展了极具开创性的研究。无论是13.33%的上五代无功名比例，还是41.16%的乡村居住比例，均肯定了与欧美相比，科举对传统时代社会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中国科举时代的社会流动似小而实不太小；即科举之所以为人才登进的阶梯者似窄而实不太窄”这一结论有理有据。

1948年，费孝通回顾了《科举》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城乡间人才数量和父亲功名差异这两个视角，同样与苏洛金所说美国乡村缺乏社会流动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出自城市，41.16%出身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即以必须很长文字训练才能有机会中式的人才，竟有一半是从乡间出来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所分析的人物中父亲已有功名的和父亲没有功名的比例，城乡双方几乎相等；城方是68∶32，乡方是64∶36。这是说中国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这和现代西洋社会不同。Sorokin教授曾说：“（在西洋）一切升迁的途径几于全部集中在都市以内。如果不先变做城里人，一个乡间的寒门子弟已几乎完全不再有攀登的机会。”

在费孝通的这个总结概括中，并未重复被广泛引用的上五代无功名者所占比例，而是着重对城乡间出产人才比例进行中西比较。如前文所述，这正是潘、费二人在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方面的独特贡献。

何炳棣1962年的著作在方法上更多借鉴了柯睿格1947年和张仲礼1955年的家世分类法，尤其关注无功名平民家庭（新鲜血液）的比例。并且，何氏著作同样采用按科份列名的履历史料，其变量虽少但更为系统，避免了选择性偏差。这使该著作一经问世便成为重磅之作，后来在方法和视角上跟风者众多。相较而言，潘、费的科举研究在家世分布（阶梯宽度）和城乡产出人才差异方面有双重贡献，却因是“急就之章”而不够完善，未得到足够重视。

实际上，本文的分析指出，这种“不够重视”并非只是引用率的问题，而是学科视角存在差异。随着科举和职官履历人物数据库的建设难度降低、公开数据增多，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开始日益将复杂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历史资料，量化分析和网络分析盛行。通过分析潘光旦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问题、史料和方法，本文希望表明，在史料复杂度与样本系统性之间、单变量分析与多变量分析之间、中西比较之间，或许需要达成更好的平衡，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的合作与交流。

文字编辑：罗影、刘慕齐

推送编辑：杜姝寰、毛美琦

审核：田耕

文章出处：蒋勤，2025，《北大社会学刊》，第五辑，5-36。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